所有来金三角做边缘生意的人，往往会在经过一段时间，接触罂粟花之后，给自己树立一个道德路牌：这里是金三角，我所作的恶相比其他人的杀人贩毒，不算是恶。

     小恶不是恶。

     我在酒桌上听在缅甸做小商品生意的陈爷讲过一个说法：金三角生活着两种人，一种泯灭良心有钱拿，另一种人，没有良心也没有钱拿。

     2009年5月上旬，中国方面的卖家出货渠道出现一些问题，导致我负责的线路上，货物得不到及时补充，只能暂时搁置，我也停工休息。

     无所事事两天以后，猜叔带我去大其力玩。

     我问猜叔，怎么不去小孟拉，反而要跑这么远的路来到大其力。

     猜叔转头对我笑道，带你去见识见识金三角的魅力。

     我很诧异，之前不是在达邦、小孟拉这些地方早就感受过了吗。

     猜叔摇着头告诉我，外人都认为金三角很大，其实不是这样的。

    像小孟拉这些靠近中国边境的地方只能算泛金三角区域，大其力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金三角。

     那两个地方有什么区别？我又问。

     猜叔这次回答得很简单，就两个字：安静。

     我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猜叔会用安静来描述金三角，直到我第一次踏上大其力的土地。

     当天早上9点钟，太阳已经把整个地面照得火亮，我们的车子缓缓开进大其力附近郊区的一条街道。

     两旁的房子破旧不堪，除了沿街一些小赌坊粉刷过墙壁，其他的地方全都坑坑洼洼，甚至有很多房屋呈现风一吹就要被刮倒的模样。

     时间还早，路上行人不多，年纪大的坐在房屋的阴影下，年纪小的倚靠在树旁，目光随着我们的汽车行进方向悄悄移动。

     我把车窗摇下来一点，可以清晰地听到汽车压过树枝，发出“呲呲”声。

     猜叔把汽车又开了一段，踩下刹车，停好，下车。

    汇集在我们身上的目光慢慢消失。

     猜叔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如果今天不是他带我过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话，刚下车就能被这些看上去弱不禁风的老人和小孩围着要钱。

     我点点头，说自己已经感觉到金三角的安静了。

     猜叔笑着拍了我的脑袋，叫我别不懂装懂。

    然后把口袋里的枪掏出来，朝着天空打了一下，“砰”，声音很大，猝不及防的我耳朵都给震得嗡嗡响。

     猜叔努了下嘴巴，示意我向四周看看。

    我揉着耳朵照做。

    这么大的声响，竟然没有引起任何恐慌，两个互相撒尿玩的小孩子，也没有停止手里的动作。

     “为什么？”我问猜叔。

     “一把枪而已。

    ”猜叔笑着把手枪放了下来。

     “这里两年一小乱，三年一大乱，这些人早就习惯了。

    ”猜叔把枪放进皮套里，边扣上扣子边问我，“枪声和鸡叫声，真的有区别吗？” 我下意识想要说有，但怎么也说不出口。

    只能赶紧催促猜叔带我离开郊区，去大其力的县城，有很多中国人玩耍的地方。

     到了大其力县城，猜叔临时有事要赶回去，问我走不走。

    我心想3个小时的车不能白坐，什么都没玩就回去亏了点，就摇头拒绝。

     猜叔也没勉强，把我介绍给这里四五家赌坊的总巡场认识，让我有事可以找他，就开车离开了。

     总巡场姓赵，我叫他赵哥，30岁出头，十五六岁的时候过来缅甸，算是“后期混血儿”。

     赵哥从一个最小的“签单”马仔做起，十来年时间就做到赌坊打工仔里的最高级别，还混了些股份，娶了两个越南美女。

     赵哥长得一脸木讷，话不多，看上去是个老实人，下手却意外狠辣。

    我见过他催“死单”时的模样，用一把铁榔头把男人的指头一个个敲碎，很残暴。

     我从一开始就莫名讨厌赵哥，没待在他给我安排的赌坊和宾馆，自己一个人出门溜达。

     大其力县城的中国游客特别多，我不用担心安全问题，何况我口袋里有枪。

     大其力地方不大，有名的除了赌坊就是妓院，很多老嫖冒险坐船过湄公河，就想来尝鲜。

    我偷偷跟在两个秃顶男人身后，听他们大声讨论东南亚各国女人的差异性。

     走着走着，凑巧看到一个没有门牌的小店，门内的蓝色塑料凳上坐着一个女人，穿着一条浅灰色的长裙，双脚并拢，双手放在腿上，脸上涂着一点点的粉，没有任何的笑容。

     她在一片穿着笼基，花花绿绿的缅甸妓女中显得与众不同。

    我进了门。

     店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一条竹制的长椅，一个卫星电视，还有两台电风扇，一台挂在墙壁上，一台摆放在床头，“呼呼呼”吹个不停。

     长椅上斜躺着一个男人，很瘦很憔悴，正眯着眼睛看我。

     我以为自己进了专门坑中国人的黑妓院，下意识想要掏枪，没来得及做出动作，女人的声音就传了过来，“你是中国人吧？” 我停止掏枪的动作，因为我从女人的口音里听出一丝亲切感。

     我犹豫着问道：“听口音你也是中国人，还是温州的？” 女人听我这么说，眼睛一下就睁开，脸上还露出笑容：“你咋嫩峡得（你怎么知道）？” 我稍微沉默了一会儿，说自己以前有个哥哥就是温州人，温州腔的普通话一听就知道。

     靠着异国遇老乡的兴奋感，我们慢慢聊起来，都是一些家乡的趣事。

     直到我问她，为什么要过来做这个？ 女的没有回答，男的反而硬挤着干枯的脸皮露出一个笑容：“你是老乡，我们算你便宜点，一次200，送全套。

    ” 男的见我没回话，继续推销说，自己的店有个特殊卖点，他说自己是女的老公，可以全程在旁边观看。

     这男人让我想起花姐当年的遭遇，一下没忍住，上去给了他一巴掌，刚想继续打的时候，发现两人没哭没闹也没反抗。

    正常人遇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都会下意识伸手阻挡，但男人只是看着我，斜躺的姿势几乎没变化。

    女人把长椅边缘放着的玻璃杯拿到手里，大概怕我会不小心打碎。

     我有点不知所措，把手放了下去。

     金三角的小型赌坊里，温州人开的占了半壁江山，哪里赚钱，哪里就有温州人的身影。

    我头一回见到温州人在金三角混得这么惨。

     我试着和他们沟通。

    我递给他们钱，想要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这边。

    但他们都在回避这个话题。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打算离开。

     刚起身，听到女的问我：“你在金三角待了多久？” 我回答：“挺久了。

    ” “那你认识这里雇佣兵组织的领导干部嘛？” 我假装自己认识。

     “那你可以帮帮我们吗？” 我还不知道需要帮的忙是什么，就已经点头。

     那天的上午到凌晨，我坐在这间闷热的小房子里，听完了这对夫妻的故事。

     这对夫妻都是浙江温州人，男的叫张琦，女的叫孙锦芳，都是70年代末出生。

     张琦从一所重点大学毕业，之后在一家中型企业上班，工作能力突出，四五年时间就被提拔成中层干部。

     孙锦芳上的是普通专科，学的是会计，成绩不好，但凭借家里的关系也有一份稳定高福利的工作。

    这样的学历背景，在当时算得上是知识家庭。

     温州流行相亲，结婚也普遍较早。

    两人经媒人介绍，认识不到半年就在家人催促下成婚。

     “我们大学毕业没多久，互相的年纪都小，电影院都没去过，就要结婚了。

    ” 孙锦芳说第一次见面，双方家长坐下来吃了一餐晚饭，就把婚期定在2000年的国庆节。

    按照温州的传统，是要先订婚，再结婚的，但两个家庭都很着急，好像赶着去救火，一切从快，跳过订婚环节，边在郊外盖自建房，边准备结婚事宜。

     两人婚后的生活平淡无奇，柴米油盐、加班赚钱，如同所有中国普通家庭。

     “我们两个一起生活没到一年，就觉得双方生活习惯完全不合，打算离婚了。

    ”孙锦芳说这话的时候，偷瞄了一眼张琦，发现张琦耷拉着眼皮，也看着她，赶紧把头转回来。

     她说张琦不爱干净，也根本不记得两人的任何纪念日，总共就给她买过3次礼物，还都没有超过20块钱；虽然每天都会做饭，但买的菜都是张琦自己爱吃的，零零碎碎的小事瞬间把她憧憬的婚姻生活击了个粉碎。

     孙锦芳想离婚，就把这个念头表达给张琦，张琦没有任何挽回的意思，直接点头同意。

    即将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意外怀孕把这一切掩盖了过去。

     2001年，孙锦芳怀孕，第二年生下儿子，小名叫丑仔。

    温州人对生儿子向来有种偏执，孙锦芳第一胎就生出男孩，让双方家庭十分满意，也为两人想要离婚的念头增添了很多阻力。

     婚后第2年，张琦出轨，孙锦芳闹离婚，被双方家长劝和。

    婚后第4年，孙锦芳出轨，被情夫敲诈15万。

    张琦问孙锦芳是否还要继续过下去，孙锦芳点头。

    张琦选择原谅孙锦芳，因为不想闹得双方家庭都知道，支付了这笔钱。

    在这样的生活中，两人度过了6年。

     2007年初，即将过年关，孙锦芳带着丑仔出门买零食。

    孩子说要喝饮料，孙锦芳就去排队，一个不留神，丑仔丢失。

     接下去的一个月，双方家庭像是疯了一样满城寻找，没有任何讯息。

     那段日子，张琦每天都要喝一斤白酒，一喝醉就打自己。

    拿脑袋撞门、烟头烫胳膊，试图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忘记孩子走丢的痛苦。

    孙锦芳说这不是他的责任，叫张琦打自己，张琦不肯。

     这样痛苦地生活了3个月，在双方家庭的长辈都纷纷放弃，劝说两人再生一个的时候，孙锦芳和张琦做了一个决定：他们要自己去找孩子。

     “大家都说儿子找不回来。

    张琦不信。

    ”孙锦芳说张琦从小家境贫寒，依靠读书硬生生闯出来一条路，还把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的生活重担都挑在肩上。

    在他的认知里，没有什么是通过努力解决不了的。

     同时，两人还做了一个约定：一旦找到儿子，马上离婚。

     “为什么孩子找回来反而要离婚？”我问两人。

     孙锦芳把张琦脚上的拖鞋拿掉，让他可以方便地踩在自己脚上，好给他捶打小腿。

    张琦的小腿皮肤很松弛，每碰一下都有波纹。

     孙锦芳连续敲了十几下，才回了我一句至今都不太懂的话：“我可以陪他吃很多苦，就是享不了福。

    ” 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之前，我其实已经见多、也听多了悲惨的故事，早就没什么反应。

    可这句话却就好像触到了什么东西。

     孙锦芳的讲述很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怨恨，没有任何想象中，经历了一些残酷该有的情绪。

    除了说到和张琦相处中的一些细节会偶有颤音，讲述其他事的时候，她的语调、音量都很少有起伏，就像给孩子说睡前故事。

     我几乎不去打断，孙锦芳说，中国每年走丢的孩子非常多，找回来的寥寥无几。

    她和张琦都明白这一点，还是义无反顾踏上寻子的路。

     出发前，张琦和孙锦芳把工作辞了，房子抵押贷款，家里老款的帕萨特低价典当，凑钱换了一辆二手陆巡，准备从温州周边的县城开始，慢慢扩大搜索范围。

     “他说陆巡是出了名的跑不坏，一定要换车。

    ”孙锦芳骂张琦是乌鸦嘴，车子跑不坏，人是不是就要一辈子都在路上挣扎呢？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孙锦芳和张琦给自己定的时间是一年，一年的时间里如果找不到孩子，就不再想这件事。

     两人抱着这样的念头，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