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西装革履地上镜，但他需要说话，掷地有声的那种。

     因为跟陶红彬的那点“善缘”，等崔文军出车回来，刑鸣便联系上他，还顺利约着见了一面。

     一开始刑鸣带上了包括摄像在内的三四个工作人员，但在见到崔文军的瞬间，就改了主意。

    他远远看见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男人，比陶红彬看着还老，比陶红彬看着还木，跟许多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样，他们天生惧怕镜头，一见大场面就会扣巴手指，很怕露怯。

     可能是天生洞察力敏锐，也可能是一段时间的工作经验所致，刑鸣意识到，崔文军这样的采访对象一旦对你失去信任，可能你再没机会让他开口。

     他让组员回旅馆，自己撩起衬衣袖子走上前，跟工头打了声招呼，就帮着崔文军在车前卸货。

    一袋八十斤的化肥，货车限定载重二十吨，但粗看一眼，至少超载一倍。

     跟崔文军一起卸货的还有两个工人，他们一见刑鸣走过来，都停了手头的活计望着他，太打眼了，明星似的。

     唯独崔文军没抬眼，直到叉车前多了一个人跟他传接着堆垛，才反应过来。

    他抬头看了刑鸣一眼，说，你的衣服太好了。

     刑鸣便把身上那件阿玛尼的衬衣脱下来，抛在一边，太阳下头只穿背心干活。

     两人配合默契，上搬下卸的同时还能闲聊两句。

    多个人多双手，这一小组装卸队比平时收工得早，直到卸完最后一袋化肥，刑鸣也一字未提让崔皓飞上节目的事儿，他请所有的装卸工人喝啤酒，一箱贝克，冰的。

    回到旅馆，鞋也不脱倒头就睡，同屋的阮宁若折腾出比较大的动静，他就发火，抄起什么砸什么。

     眼看五一节前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节目还差一期，不仅没审压根没录，台里一个接一个的电话来问进度。

    出差的一组人急了，连每晚跟女朋友煲电话粥的阮宁都急了，刑鸣还是不紧不慢，连着三天随着崔文军到处卸货。

     第一天求经验，问他装卸的门道堆垛的技巧，第二天聊家常，问他家人几口薪水多少，第三天直到收工还是崔文军先开的口。

    崔文军看见刑鸣跟吃糖似的吃一种药片，也不和水吞，就这么嚼一嚼干咽下去，忍不住问：“就这么吃药？” 烧已经退了，但浑身上下无一处不酸疼，不服这种兼具止痛药功效的退烧片就不行。

    其实是嫌找水送服太麻烦，但刑鸣一本正经地跟人解释，说干吞药片易灼伤食道，嚼碎了更利于吸收，也能减少肠胃刺激。

     崔文军又问：“不苦吗？” 刑鸣点头：“苦。

    ”顿了顿，还想为自己偷懒找借口：“人得吃点苦，太舒坦的人生没意思。

    ” “所以主持人都不干了，跑来当工人？” 刑鸣笑了笑，当着崔文军的面掏空了全部口袋，拿出里头的手机、皮夹、一版药片和一支钢笔，说，没有录音笔，没有针孔摄像机，我就是来跟你聊聊。

     这是三天相处一同挥汗的交情，崔文军不再对一个记者设防，他告诉刑鸣自己干装卸工，有时也开牵引车，一天收入一百出头，而一个周期的同性恋矫正费用是五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