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

    虽然分量很重，但也肯定不是金子做得。

    ” 老张疑惑道，“你刚才不是说这八成是金子做的吗？” 我说，“刚刚我掂量着很重，随口说的，谁不想要金子。

    但如果这是金子做得，就这么大一坨要好几斤重了，肯定不是金子做的。

    我看应该铜做得或者某种硬木。

    ” 现在我们看到的古代印章，大多数都是金属质地的，其实在古代木质印章使用更加普遍，远比我们想象的广泛。

    上至官府衙门，下至商贾百姓，木质印章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与玉石、金属印章相比，木质印章取材容易、制作简便，价格也更为亲民，成为寻常百姓最常使用的印信工具。

    在明清时期的市井生活中，几乎每个商铺都会备有一方木质商号印，用来盖在账本、契约上；读书人书房里也常备木刻的闲章，用于书画题跋或藏书钤印。

    这些木质印章多选用黄杨木、梨木等质地细腻的木材，由民间刻字匠人手工雕琢而成，虽然不及官印考究，却自有一番质朴韵味。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木质印章的使用还发展出独特的"朱记"传统——由于木质易吸油墨，人们更习惯用朱砂印泥，这反而形成了中国印章文化中独特的红色印记美学。

    不过木质印章也有其局限，长期使用后容易出现磨损、开裂，因此重要文书往往还是需要加盖更为持久的石材或金属印章。

    如今在博物馆里，偶尔还能见到保存完好的古代木质印章，那些深浅不一的刀痕中，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匠人运刀的力度与寻常百姓生活的温度。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老张不知道这里面的道道，一听说铜做得甚至有可能是木头做的，也有点气馁，失落之情溢于言表。

     我一看这样子，也不好挫伤他的积极性，笑着对他说，“我的好大哥，感谢你找到好东西不自己留着还想着我，你要是自己掖着，我也不知道啊。

    这件东西值不值钱不重要，你对我的情谊让我感动啊！” 老张说道，“你的房子嘛，发现东西肯定是你的。

    不过我还是希望这件东西值点钱，卖了钱你总不能不分给我点吧！” 我一听差点摔倒，心想这个哥哥真是个实诚人。

    嘴上也不含糊，说道，“肯定少不了你的。

    咱们都不懂这个，还是找个专家挂个号吧！” 我们正商量着，突然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等收拾好东西打开门走出去一看，原来是街道上的一群联防队员正在使劲摁住几个民工，那几个穿的又破又脏的民工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脸上流露出痛苦和无奈的表情。

     现在一些年轻朋友不知道什么是联防队员，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联防队全称"治安联防队"，是改革开放初期（1980-1990年代）在公安机关指导下成立的群众性治安组织。

    主要存在于城市街道、城乡结合部和乡镇，属于半官方性质的辅助治安力量。

    其成员多为社会待业青年、退伍军人或单位抽调职工，非正式警察编制。

    他们佩戴"联防"红袖标，部分配备警棍等简单装备，但无执法权。

    工资多由街道/乡镇自筹，常与罚款金额挂钩。

     在90年代的城乡结合部，联防队员欺压农民工的现象尤为突出。

    当时暂住证制度刚全面推行，许多进城的农民工因不熟悉政策或无力支付办证费用，成为联防队的重点"关照"对象。

    这些戴着红袖标的联防队员常在清晨堵在工地门口，或深夜突袭工棚，用警棍敲打着铁皮门喝令查证。

    农民工稍有迟疑，就会被推上三轮摩托"带走教育"——要么交上百元罚款（相当于几天工钱），要么被送去筛沙子"劳动学习"。

     更常见的是在街头随意拦截盘查。

    农民工穿着沾满水泥点子的工服走在路上，突然就被喝令站住。

    联防队员翻着证件挑刺："这照片不像你"、"印章模糊是假的"，然后直接撕毁证件要求"补办"。

    有些联防队甚至在长途车站设卡，刚下车的农民工还没找到工作，就先被罚得身无分文。

    敢争辩的往往会被扣上"盲流"帽子，连人带行李塞进面包车拉到郊外丢弃。

     这些行为背后是扭曲的"创收"机制——当时许多联防队的工资与罚款金额挂钩。

    农民工既无维权意识，又怕得罪"穿制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