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顺势将那本《圣经》的封皮往窗边稍微挪动了半尺。

    这个看似随意的动作，实际上是我为了防止单启铭的摄像头拍到签名页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单启铭掏出的紫外线手电筒扫过签名页，“狮牌”墨水的防伪波纹在蓝光下泛起涟漪。

    他突然惊叫道，“哎呀！这张乐平签名是双钩填墨的赝品！”而此时，他袖口抖落的烟灰精准覆盖在“平”字末笔的飞白处。

     “看在你们大陆人这些年饿肚子的情分上，草稿我出八千美金，算是支援大陆发展经济啦。

    ”他满脸笑容地说道，同时将两沓厚厚的绿钞推到了我的面前。

    这些绿钞在暖光灯的照耀下，散发着一种令人心动的光泽，尤其是那钞票边缘的金属防伪线，更是在灯光下泛着冷光，仿佛在向我炫耀着它们的真实性。

     现在看来，当时我们这种小家子气有点丢人，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大陆与台湾的经济差距存在明显差距，比如台湾街头巷尾弥漫着经济奇迹的余韵，缝纫女工指尖跃动的线头能织就每月6000元人民币的高薪，而一水之隔的大陆沿海，流水线上的年轻人们正为攒足百元工资反复核对着考勤表。

    那时台湾老兵衣袋里随手掏出的压岁钱，往往抵得上大陆工薪家庭数年的积蓄，乡镇公路旁突兀矗立的欧式洋楼与商铺门前锃亮的进口轿车，无声地丈量着23.5倍的人均GDP鸿沟。

    当台湾以半导体和电子制造业擎起亚洲四小龙的荣光时，大陆刚挣脱计划经济桎梏的国营厂里，工人们仍在传阅着如何用外汇券购买进口电视机的内部手册。

    经济总量的天秤上，3.6万平方公里的岛屿竟能托起大陆52%的GDP重量，新竹科学园区的工程师们喝着现磨咖啡讨论股票涨跌时，深圳流水线上的打工者正用搪瓷缸计算着月底能否多寄十元回乡。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然而，就在我不经意间瞥见这些钞票的序列号时，心中却猛地一紧。

    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些序列号竟然与我上个月在琉璃厂见到的伪钞模板一模一样！这个惊人的发现让我立刻警惕起来，我决定要仔细检查一下这些钞票的真伪。

     于是，我不动声色地伸出手指，用指甲轻轻地在其中一张纸币的头像处划出了一道细微的划痕。

    就在我划完的瞬间，那原本清晰的头像竟然像被水浸泡过一样，油墨迅速晕染开来，原本的图案变得模糊不清。

     当我们验钞时，单启铭那个身材火辣的女助理已用身体挡住监控。

    她假借添茶碰倒《圣经》，藏在旗袍开衩处的微型扫描仪正对草稿页码。

    我突然抓起滚烫的茶壶喊道，“小姐当心烫伤！”飞溅的热水让扫描仪镜头瞬间蒙雾。

     单启铭发现伎俩败露，忽然掏出西门子移动电话，“阿拉上海文物局王处长刚通过话，这种红卫兵抄家物资……”，话音未落，老邻居掀开《圣经》封皮，露出内页徐家汇天主堂1935年的弥撒记录——当年教堂神父正是用这类经书为地下党传递情报，享有文物豁免权。

     “当年张乐平在法租界画三毛，用的可是霞飞路‘一文阁’的狼毫笔。

    ”单启铭突然用上海话说道，指尖在“乐平小稿”的飞白处摩挲。

    老邻居心里冷笑，却装作漫不经心接话，“您记岔了，1947年‘一文阁’早搬去老闸北了。

    ” 空气突然凝固。

    单启铭装模作样地咬牙，就在他指尖触到草稿瞬间，我突然按住那张泛黄的纸，冷笑道，“陈先生可听说过‘三毛卖报’的典故？当年报童收到假银元，会在青石板上敲出脆响！”说着，我将美金摔向大理石茶几，沉闷的撞击声在套房里炸开。

     单启铭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猛地站起身，指着我们吼道：“你们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他的女助理也迅速摆出要打架的姿势。

     老邻居学着单启铭的台湾腔拖长了尾音，“单老板～您这是把算盘珠子崩到脑门上来啦！”他故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