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小部分原因在于，现代主义文学在爱德华时代方兴未艾，毛姆却拒绝随波逐流，依旧固守着现实主义的套路，自然难免被目为前朝的遗老遗少。

    比如1915年，拿了出版商多达五百英镑（约3650克黄金）预付金的毛姆在因为周游列国而拖稿四年之后，终于将五百多页的《人性的枷锁》（ofhumanbondage）交由声誉卓著的威廉·海恩曼公司（williamheinemannltd）付梓；仅仅几天之后，也就是8月21日，伦敦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雅典娜神殿》（theathenaeum）竟然刊登了一篇匿名的评论短文，该文极尽嘲讽之能事，给这部后来被公认为英语文学经典的巨著贴上了“腐朽的现实主义”（sordidrealism）的标签。

    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篇尖酸刻薄的书评显得特别像跳梁小丑的胡言乱语，但话又说回来，《人性的枷锁》的现实主义特征确实非常突出，很容易让读者联想起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

     毛姆对现实主义的坚持，绝非由于对新写作技巧及理念缺乏了解而迫不得已采取的固步自封；恰恰相反，他常年在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游历，除了精通这些国家的语言，亦谙熟欧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现代主义的来龙去脉于他可谓了如指掌。

    毛姆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知道，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以及更早之前的理性主义一样，无非是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已；它诚然更为新颖，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艺术价值高于其他流派。

    这可以从诸君正拿在手上这本《月亮和六便士》第二章里看出来： 如今战争业已来临，它带来了新的风气。

    年轻人信奉的是我们以前从未听说过的神明，我们的后辈将要朝哪个方向走，现在也可以看出端倪了。

    躁动不安的年轻世代在意识到他们的强大之后早已登堂入室，这些人夺门而入，抢占了我们的位子。

    空气里充满了他们喧闹的喊叫声。

    有些为老不尊的长者滑稽地模仿年轻人的吵吵嚷嚷，想要证明属于他们的时代尚未逝去；他们像最有活力的后生那样振臂高呼，但喊出的口号是那么的空洞；他们就像人老珠黄的荡妇，试图通过梳妆打扮和卖弄风情来重获青春永驻的幻觉。

    那些较为聪明的前辈则大大方方地让开道路。

    他们无奈的微笑中带着些许宽容的嘲讽。

    这些人记得当初他们将踌躇满志的前辈踩在脚下时，也正是如此大叫大嚷、出言不逊；他们还预见到这些高举火炬的勇士终有一日也要让出他们的位子。

    谁也不能够一锤定音。

    哪怕是新福音，到尼尼微繁荣昌盛的时候不也已经变成旧福音。

    那些慷慨激昂的人自以为他们说的话是前人闻所未闻的，殊不知此类豪言壮语早已被说过上百遍，而且连说话的腔调也是大同小异。

    钟摆甩过去又荡回来。

    这个过程永远往复无休。

     这段话是在1918年5月写下的。

    此前半年，因为不幸罹患曾经在他年幼时夺走其母亲生命的肺结核，他一直在苏格兰的疗养院治病。

    往前三个月，他充当英国军方情报人员，旅居彼得格勒，游说孟什维克临时政府总理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让俄罗斯继续留在协约国。

    再往前到1916年底，他和同性恋人杰拉德·赫克斯顿结伴云游，自旧金山出发，经夏威夷、萨摩亚、斐济、汤加、新西兰，最终抵达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塔希提，1917年4月8日才扬帆返回美国。

    此次长达半年的南太平洋之旅催生了一部短篇小说集《叶子的颤动》（thetremblingofaleaf）和一部中长篇小说，也就是《月亮和六便士》。

     毛姆对南太平洋的兴趣由来已久，其中部分源于各种描绘那片海域的文学作品，比如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提比》（typee）和罗伯特·刘易斯·斯蒂文森的《海岛夜谭》（islandnights，entertainments）；部分来自他1903年旅居巴黎时产生的对著名法国画家保罗·高更的生平及作品的痴迷。

    1918年春天，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毛姆的身体大有起色，得到医生的首肯之后南下英格兰，到伦敦附近萨里郡一座占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