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旅途中仔细地考虑了这桩差事，心里不无顾虑。

    因为看不见斯特里克兰太太那副痛不欲生的样子，现在我能够更冷静地看待这件事。

    我发现她的举手投足颇有自相矛盾之处，这让我感到大惑不解。

    她确实非常悲伤，但为了激起我的同情，她竟然会将悲伤表演给我看。

    她的痛哭流涕显然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因为她在身边放了大量的手帕，我特别佩服她的深谋远虑，但回想起来，这也许会让她的眼泪没有那么动人。

    我无法确定她希望她的丈夫回家，是因为还爱着她丈夫，还是因为害怕人言物议。

    我忍不住怀疑在她支离破碎的心里，除了夫妻反目造成的酸楚，是否也混杂着虚荣心受损带来的痛苦——这种动机在年轻的我看来是很可耻的。

    那时候我尚未明白人性是多么的悖谬，我还不知道真挚诚恳底下也许埋藏着矫揉造作，高风亮节背后可能隐匿着卑鄙无耻，也不知道无赖恶棍心里或许存留着良善之意。

     但我这次旅行不无激动人心之处，随着巴黎越来越近，我的情绪逐渐高涨起来。

    我也站在演戏的立场上看待自己，我很喜欢我饰演的角色：一个肩负重托的朋友，准备将误入歧途的丈夫带回去，交给豁达大度的妻子。

    我决定第二天傍晚再去见斯特里克兰，因为我出自本能地感觉到和他见面的时间必须经过精挑细选。

    打动别人感情的事放到午饭之前做是很难见效的。

    反正当年我自己总是沉浸在爱情的幻象里，但只有喝过下午茶之后，我才能想象结为连理的幸福。

     我在自己留宿的酒店打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住的地方。

    它叫做比利时酒店。

    但让我意外的是，前台服务员居然从没听说过。

    据斯特里克兰太太所说，那是一家奢华的大酒店，坐落在里沃利大道[55]后面。

    我们在导游图里找。

    唯一叫那个名字的酒店在莫纳街[56]。

    那个区域不是很时髦，甚至不是很体面。

    我摇摇头。

     “我敢肯定不是这家。

    ”我说。

     服务员耸了耸肩膀。

    巴黎没有第二家酒店叫那个名字。

    我突然想到，斯特里克兰终归还是不想让人得知他的住址。

    他把我知道的这个地址告诉他的合伙人，也许只是想跟那人开个玩笑。

    不知道为什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