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它的哲学背景的。

    《庄子》的《外物》篇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与忘言之人言，是不言之言。

    《庄子》中谈到两位圣人相见而不言，因为“目击而道存矣”（《田子方》）。

    照道家说，道不可道，只可暗示。

    言透露道，是靠言的暗示，不是靠言的固定的外延和内涵。

    言一旦达到了目的，就该忘掉。

    既然再不需要了，何必用言来自寻烦恼呢？诗的文字和音韵是如此，画的线条和颜色也是如此。

     公元3世纪、4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哲学是“新道家”，史称玄学。

    那时候有部书名叫《世说新语》，记载汉晋以来名士们的佳话和韵事。

    说的话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有几个字。

    这部书《文学》篇说，有位大官向一个哲学家（这位大官本人也是哲学家）问老庄与孔子的异同。

    哲学家回答说：“将无同？”意思是：莫不是同吗？大官非常喜欢这个回答，马上任命这个哲学家为他的秘书，当时称为“掾”，由于这个回答只有三个字，世称“三语掾”。

    他不能说老、庄与孔子毫不相同，也不能说他们一切相同。

    所以他以问为答，的确是很妙的回答。

     《论语》、《老子》中简短的言论，都不单纯是一些结论，而推出这些结论的前提都给丢掉了。

    它们都是富于暗示的名言隽语。

    暗示才耐人寻味。

    你可以把你从《老子》中发现的思想全部收集起来，写成一部五万字甚至五十万字的新书。

    不管写得多么好，它也不过是一部新书。

    它可以与《老子》原书对照着读，也可以对人们理解原书大有帮助，但是它永远不能取代原书。

     我已经提到过郭象，他是《庄子》的大注释家之一。

    他的注，本身就是道家文献的经典。

    他把《庄子》的比喻、隐喻变成推理和论证，把《庄子》诗的语言翻成他自己的散文语言。

    他的文章比庄子的文章明晰多了。

    但是，庄子原文的暗示，郭象注的明晰，二者之中，哪个好些？人们仍然会这样问。

    后来有一位禅宗和尚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

    ”（《大慧普觉禅师语录》卷二十二） 语言障碍 一个人若不能读哲学著作原文，要想对它们完全理解、充分欣赏，是很困难的，对于一切哲学著作来说都是如此。

    这是由于语言的障碍。

    加以中国哲学著作富于暗示的特点，使语言障碍更加令人望而生畏了。

    中国哲学家的言论、著作富于暗示之处，简直是无法翻译的。

    只读译文的人，就丢掉了它的暗示；这就意味着丢掉了许多。

     一种翻译，终究不过是一种解释。

    比方说，有人翻译一句《老子》，他就是对此句的意义做出自己的解释。

    但是这句译文只能传达一个意思，而在实际上，除了译者传达的这个意思，原文还可能含有许多别的意思。

    原文是富于暗示的，而译文则不是，也不可能是。

    所以译文把原文固有的丰富内容丢掉了许多。

     《老子》、《论语》现在已经有多种译本。

    每个译者都觉得别人的翻译不能令人满意。

    但是无论译得多好，译本也一定比原本贫乏。

    需要把一切译本，包括已经译出的和其他尚未译出的，都结合起来，才能把《老子》、《论语》原本的丰富内容显示出来。

     公元5世纪的鸠摩罗什，是把佛经译为汉文的最大翻译家之一，他说，翻译工作恰如嚼饭喂人。

    一个人若不能自己嚼饭，就只好吃别人嚼过的饭。

    不过经过这么一嚼，饭的滋味、香味肯定比原来乏味多了。

     [1]dominantideasintheformationofchineseculture，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62卷4号，293—294页。

    收入h.f.macnair编《中国》，18—28页，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