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

    盛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

    ” 这些批评显示出儒、墨社会背景不同。

    在孔子以前，早已有些饱学深思的人放弃了对天帝鬼神的信仰。

    下层阶级的人，对于天鬼的怀疑，通常是发生得迟缓一些。

    墨子所持的是下层阶级的观点。

    他反对儒家的第一点，意义就在此。

    第二、第三点，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的。

    至于第四点，则是不相干的，因为儒家虽然常常讲到“命”，所指的并不是墨子攻击的那种前定的命。

    前一章已经指出过这一点，就是在儒家看来，命是指人们所能控制的范围以外的东西。

    但是，他若是竭尽全力，总还有一些东西是在他力所能及的控制范围以内。

    因此，人只有已经做了他自己能够做的一切以后，对于那些仍然要来到的东西才只好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只好平静地、无可奈何地接受它。

    这才是儒家所讲的“知命”的意思。

     兼爱 儒家的中心观念仁、义，墨子并没有批评；在《墨子》一书中，他倒是常讲到仁、义，常讲仁人、义人。

    不过他用这些名词所指的，与儒家所指的，还是有些不同。

    照墨子的意思，仁、义是指兼爱，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

    兼爱是墨子哲学的中心概念。

    墨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的延伸。

    这种道德，就是在他们的团体内“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是后来的侠客常常说的话）。

    以这种团体的概念为基础，墨子极力扩大它，方法是宣扬兼爱学说，即天下的每个人都应该同等地、无差别地爱别的一切人。

     《墨子》中有三篇专讲兼爱。

    墨子在其中首先区别他所谓的“兼”与“别”。

    坚持兼爱的人他名之为“兼士”，坚持爱有差别的人他名之为“别士”。

    “别士之言曰：吾岂能为吾友之身若为吾身，为吾友之亲若为吾亲”，他为他的朋友做的事也就很少。

    兼士则不然，他“必为其友之身若为其身，为其友之亲若为其亲”，他为他的朋友做到他能做的一切。

    做出了这样的区别之后，墨子问道：兼与别哪一个对呢？（引语见《墨子·兼爱下》） 然后墨子用他的“三表”来判断兼与别（以及一切言论）的是非。

    所谓“三表”，就是“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

    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墨子·非命中》）。

    “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

    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墨子·非命上》）“三表”之中，最后“一表”最重要。

    “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是墨子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