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阏明。
鼻之所欲向者椒兰，而不得嗅，谓之阏膻。
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谓之阏智。
体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从，谓之阏适。
意之所欲为者放逸，而不得行，谓之阏往。
’
“‘凡引诸阏，废虐之主。
去废虐之主，熙熙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谓养。
拘此废虐之主，录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万年：非吾所谓养。
’
“管夷吾曰：‘吾既告子养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
……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衮衣绣裳而纳诸石椁亦可，唯所遇焉。
’
“管夷吾顾谓鲍叔、黄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进之矣。
’”
任从冲动而生活
以上《杨朱》篇描写的固然代表晋人精神，但是并不是晋人精神的全部，更不是其中最好的。
由以上引文可见，“杨朱”感兴趣的似乎大都是追求肉体的快乐。
当然，按照新道家所说，追求这样的快乐，也并不是必然要遭到鄙视。
然而，如果以此为唯一目的，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东西，那么，用新道家的话说，这就不够“风流”（就“风流”的最好的意义而言）。
《世说》中有刘伶（约221—约3）的一个故事，他是“竹林七贤”之一。
故事说：“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
人见讥之。
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任诞》）刘伶固然追求快乐，但是对于超乎形象者有所感觉，即有超越感。
这种超越感是风流品格的本质的东西。
具有这种超越感，并以道家学说养心即具有玄心的人，必然对于快乐具有妙赏能力，要求更高雅的快乐，不要求纯肉感的快乐。
《世说》记载了当时“名士”的许多古怪行为。
他们纯粹任从冲动而行，但是丝毫没有想到肉感的快乐。
《世说》有一则说：“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
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
忽忆戴安道。
时戴在剡。
即便夜乘小船就之。
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
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任诞》）
《世说》另一则说：“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
康方大树下锻。
向子期为佐鼓排。
康杨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
钟起去。
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简傲》）
晋人盛赞大名士的体质美和精神美。
嵇康（223—262）“风姿特秀”，人比之为“松下风”，说他“若孤松”，“若玉山”（《世说·容止》）。
钟会（225—264）所闻所见也许就是这些吧。
《世说》另一则说：“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
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
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
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
’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
弄毕，便上车去。
客主不交一言。
”（《任诞》）
他们不交一言，因为他们要欣赏的只是纯粹的音乐美。
王徽之要求桓伊为他吹笛，因为他知道他能吹得好；桓伊也就为他吹，因为他知道他能欣赏他所吹的。
既然如此，吹完听完以后，还有什么别的要交言呢。
《世说》另一则说：“支公好鹤。
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
少时，翅长，欲飞。
支意惜之，乃铩其翮。
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
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言语》）
阮籍（210—263）、阮咸是叔侄，都是“竹林七贤”中的人。
“诸阮皆能饮酒。
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
时有群猪来饮，直接上去，便共饮之。
”（《世说·任诞》）
支遁（314—366）对鹤的同情，诸阮对猪的一视同仁，说明他们具有物我无别、物我同等的感觉。
要有风流的品格，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
要成为艺术家，这种感觉也是本质的东西。
真正的艺术家一定能够把他自己的感情投射到他所描绘的对象上，然后通过他的工具媒介把它表现出来。
支遁本人也许就不愿意做别人的玩物，他把这种感情投射到鹤的身上了。
虽然没有人说他是艺术家，可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正是个真正的艺术家。
情的因素
本书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