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性 由以上可以看出，照朱熹的说法，有一个个体事物，便有某理在其中，理使此物成为此物，构成此物之性。

    一个人，也和其他事物一样，是具体世界中具体的特殊的产物。

    因此我们所说的人性，也就不过是各个人所禀受的人之理。

    朱熹赞同程颐的“性即理也”的说法，并屡做解释。

    这里所说的理，不是普遍形式的理，只是个人禀受的理。

    这样，就可以解释程颢那句颇有点矛盾的话：“才说性，便已不是性。

    ”程颢的意思只是说，才说理，便已是个体化了的理，而不是普遍形式的理。

     一个人，为了获得具体的存在，必须体现气。

    理，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气，使人各不相同。

    朱熹说：“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有是气则必有是理。

    但禀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在清泠水中。

    禀气之浊者，为愚为不肖，如珠在浊水中。

    ”（《朱子语类》卷四）所以任何个人，除了他禀受于理者，还有禀受于气者，这就是朱熹所说的“气禀”。

     这也就是朱熹的关于恶的起源的学说。

    柏拉图在很早以前就指出，每个个人，为了具有具体性，必须是质料的体现，他也就因此受到牵连，必然不能合乎理想。

    例如，一个具体的圆圈，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圆。

    这是具体世界的捉弄，人也无法例外。

    朱熹说：“却看你禀得气如何。

    然此理却只是善。

    既是此理，如何得恶？所谓恶者，却是气也。

    孟子之论，尽是说性善；至有不善，说是陷溺。

    是说其补无不善，后来方有不善耳。

    若如此，却似论性不论气，有些不备。

    却得程氏说出气质来接一接，便接得有首尾，一齐圆备了。

    ”（《朱子全书》卷四十三） 所谓“气质之性”，是指在个人气禀中发现的实际禀受之性。

    一经发现，如柏拉图所说，它就力求合乎理想，但是总不相合，不能达到理想。

    可是，固有的普遍形式的理，朱熹则称为“天地之性”，以资区别。

    张载早已做出这种区别，程颐、朱熹继续坚持这种区别。

    在他们看来，利用这种区别，就完全解决了性善性恶之争的老问题。

     在朱熹的系统中，性与心不同。

    朱子有段语录说：“问：灵处是心抑是性？曰：灵处只是心，不是性。

    性只是理。

    ”（《朱子语类》卷五）又说：“问：知觉是心之灵固如此，抑气之为耶？曰：不专是气，是先有知觉之理。

    理未知觉，气聚成形，理与气合，便成知觉。

    譬如这烛火，是因得这脂膏，便有许多光焰。

    ” 所以心和其他个体事物一样，都是理与气合的体现。

    心与性的区别在于：心是具体的，性是抽象的。

    心能有活动，如思想和感觉，性则不能。

    但是只要我们心中发生这样的活动，我们就可以推知在我们性中有相应的理。

    朱熹说：“论性，要须先识得性是个什么样物事。

    程子‘性即理也’，此说最好。

    今且以理言之，毕竟却无形影，只是这一个道理。

    在人，仁、义、礼、智，性也，然四者有何形状，亦只是有如此道理。

    有如此道理，便做得许多事出来，所以能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也。

    譬如论药性，性寒、性热之类，药上亦无讨这形状处，只是服了后，却做得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