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了中国哲学全部的演变和发展之后，读者可能要问这样的问题：当代的中国哲学，特别是战争时期的中国哲学，是什么样子呢？中国哲学对于未来世界的哲学，将有什么贡献呢？事实上，我经常被人询问这些问题，而且感到有点为难，因为提问的人要问某种哲学，而他对这种哲学所代表的、所反对的各种传统并不熟悉，那是很难向他解释清楚的。

    现在就好了，读者对于中国哲学的各种传统已经有所了解，我打算继续讲前一章所讲的故事，来回答这些问题。

     哲学家和哲学史家 这么办的时候，我想只限于我自己的故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唯一值得一讲的故事，而是因为这是我最了解的故事，也许可以作为一种例证。

    我想，这样做比只写出一连串的名字和什么“论”，不加任何充分的解释，结果毫无印象地走过场，要好得多。

    只说某个哲学家是什么“论者”，再不多说了，就会造成误解而不是了解。

     我自己的大《中国哲学史》，下卷于1934年出版，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三年；其上卷由布德博士译成英文于1937年10月在北平出版，战争已经开始了三个月；这部书正是我在前一章结尾提到的那种精神的表现。

    我在这部著作里利用了汉学家研究古代哲学家著作的成果，同时应用逻辑分析方法弄清楚这些哲学家的观念。

    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应用这种方法有其限度，因为古代哲学家的观念，其原有形式，不可能像现代解释者所表述的那样清楚。

    哲学史的作用是告诉我们，哲学家的这些字句在过去实际上是意指什么，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应当意指什么。

    在《中国哲学史》中，我尽量使逻辑分析方法的应用保持在适当限度里。

     可是从纯哲学家的观点看，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正确还是谬误，这确实比仅仅寻出他们自己认为这些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要有趣得多，重要得多。

    这样做就有一个从旧到新的发展过程，这个发展是上述时代精神的另一个阶段。

    可是这样的工作，就再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陈述性工作，而是一个哲学家的创造性工作了。

    我与王国维有同感，就是说，我不愿只做一个哲学史家。

    所以写完了我的《中国哲学史》以后，我立即准备做新的工作。

    但是正在这个关头，战争就于1937年夏天爆发了。

     战时的哲学著作 在战前，北京大学哲学系（我在此毕业）、清华大学哲学系（我在此任教），被认为是国内最强的。

    它们各有自己的传统和重点。

    北大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历史研究，其哲学倾向是观念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康德派、黑格尔派，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陆王。

    相反，清华哲学系的传统和重点是用逻辑分析方法研究哲学问题，其哲学倾向是实在论，用西方哲学的名词说是柏拉图派（因为新实在论哲学是柏拉图式的），用中国哲学的名词说是程朱。

     北大、清华都设在北平（前名北京），战争爆发后迁往西南，在那里与第三所大学——天津的南开大学，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

    两个哲学系联合起来，阵容是罕见的、惊人的，拥有九位教授，代表着中西哲学的一切重要学派。

    最初，联大曾设在湖南省的长沙，我们哲学系和文、法学院其他各系设在衡山，即著名的南岳。

     我们在衡山只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