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我一觉醒来，头脑特别清醒。
令我惊讶不已的是，我竟然是睡在自己的房间里。
我的两个同伴想必也和我一样，被悄然不觉地送回了他俩合住的房舱里。
昨夜里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同我一样全然不知。
要想揭开这个秘密，我只能指望将来的偶然机会了。
我打算离开自己的房间。
我重新又获得了自由，抑或仍然是个囚犯？我可是完全自由了。
我打开房门，穿过通道，登上了中央扶梯。
昨晚紧闭的舱盖已经打开，我于是就来到了潜艇的平台上。
尼德·兰和龚赛伊正在平台上等我。
我询问他们昨天夜里发生的事。
他俩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昏昏沉沉地睡着以后，没有留下任何记忆，醒来时感到非常奇怪，怎么会躺在自己的房舱里。
至于鹦鹉螺号，在我们看来，像往常一样地宁静和神秘。
此时，它以缓慢的速度行驶在洋面上，好像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
尼德·兰用他那双犀利的眼睛注视着大海。
大海茫茫，浩瀚无垠。
加拿大人没有发现任何新的东西，海面上既没有船只，也看不见陆地的影子。
西风呼啸，大风掀起长长的波浪，我们在潜艇上感到了十分明显的摇晃。
鹦鹉螺号换过空气之后，保持在平均深度为15米的水中行驶，以便迅速浮上海面。
这种不同往常的航行方式，在一月十九日这一天重复过多次。
这时，大副登上了平台，他那句老话在船舱里也能听见。
至于尼摩艇长，没有见到他露面。
在潜艇人员中间，我只看见那个冷漠的侍者，他仍像往常一样，准时、默不作声地给我送饭。
两点时分，我正在客厅里忙着整理自己的笔记。
尼摩艇长推门进来。
我向他致意，他几乎察觉不到地还了礼，没有跟我说话。
我又埋头做自己的事情，心里正希望他能对昨夜发生的事件做些解释，可他一声没吭。
我仔细地打量了他。
我觉得他面容疲惫，两眼发红，显然是因为没有很好睡觉的缘故；他的脸流露出一种深沉的忧伤，一种真正的悲痛。
他不停地来回走动，坐下去又站起来，时而拿起一本书又随手扔在了桌上，看过仪表也不像往常那样做记录。
看样子，他是一分钟也安静不下来。
最终，他向我走来，并问我说：
“阿罗纳克斯先生，您是医生吗？”
我真的没有料到他会提这个问题，以至于我看了他许久，没做回答。
“您是医生吗？”他再次问道，“您有好几个同事都学过医，如格拉蒂奥莱[1]、莫金一堂东和其他人。
”
“的确，”我回答说，“我是多家医院的大夫和住院医生。
在去博物馆工作之前，我曾经行医多年。
”
“很好，先生。
”
显然，尼摩艇长很满意我的回答。
但是，由于我不明白他提这个问题的真实意图，因此我等着他提新的问题，以便相机酌情回答。
“阿罗纳克斯先生，”艇长又问我说，“您愿意给我的一名船员治病吗？”
“您这儿有病人？”
“是的。
”
“我这就跟您去。
”
“请吧。
”
我得承认，我的心跳得很快。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船员的病与昨晚发生的事之间有着某种联系。
昨天夜里的事至少跟这个病人一样使我不安。
尼摩艇长领我来到鹦鹉螺号艉部，把我带进了位于水手舱隔壁的一间房舱。
在这间房舱里，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从外表看十分刚毅，一个地道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
我俯身看他。
这个人不但有病，而且还有伤。
他的脑袋缠着血迹斑斑的棉布，靠在两个枕头上。
我给他解开绷带。
这位伤员用他那双目光呆滞的大眼睛看着我，但没有拒绝，也没有呻吟。
伤口非常怕人，头盖骨已经被钝器砸碎，脑髓裸露在外，脑质受到了深度擦伤，流出的鲜血已经凝结成血块，溢出物色如酒渣。
他的脑子不但受了震荡，而且还受了挫伤。
病人呼吸缓慢，时不时的痉挛使他脸部的肌肉扭曲，典型的脑炎症状，感觉和动作越来越麻痹。
我给这位负伤的船员号脉。
脉搏时有时无，肢体冰凉，我看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且无法救治。
包扎好这个不幸的船员之后，我还为他调整了一下他头上的绷带，然后转身问尼摩艇长说：
“他是怎么受伤的？”
“这无关紧要！”艇长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鹦鹉螺号的一次碰撞，震断了一根操纵杆，正好砸在这名船员的头上。
您觉得他的伤势如何？”
我迟疑不语。
“您尽管说，”艇长对我说道，“他听不懂法语。
”
我最后看了一眼生命垂危的船员，然后回答说：
“他最多只能活两个小时。
”
“无法救治了？”
“毫无办法！”
尼摩艇长的手颤抖起来，几滴泪珠从眼眶里滚落下来，可我一直以为他生来就不会掉泪。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