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有所改变。

    无论尼摩艇长嘴上怎么说，我想，他可能与陆地仍保持着某种形式的联系。

    难道他从不离开鹦鹉螺号？那么，怎么会常常一连几个星期见不到他。

    在这段时间里，他在做些什么呢？当我认为他在犯愤世嫉俗的毛病时，他难道不会在远处做某种迄今我不知其性质的秘密勾当吗？ 所有这些想法和其他许许多多的念头同时纠缠着我。

    鉴于我们所处的特殊情形，这样的猜测只能是没完没了。

    我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焦虑不安。

    我觉得，这一天的等待就像是永恒。

    我心急如焚，嫌时间过得太慢。

     像往常一样，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用晚餐。

    我忧心忡忡，毫无食欲。

    七点，我离开餐桌，距离我同尼德·兰和龚赛伊汇合的时间还有120分钟。

    我得一分一分地数着度过这段时间。

    我更加焦急不安，心脏在剧烈地跳动。

    我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想借此来平静内心的焦虑。

    想到我们可能会死于这次卤莽的行动时，我倒并不怎么难受。

    但是，想到在离开鹦鹉螺号之前我们的计划就被发现，我们重新被押解到怒不可遏甚或因为我背信弃义而痛苦不堪的尼摩艇长面前时，我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

     我想再去看一眼客厅。

    于是，我走过纵向通道，来到自己曾度过那么美好、有益的时光的陈列室。

    我犹如一个被判处终身流放、永远不得返回故里的犯人，临行前贪婪地扫视着这里所有的财宝和珍藏。

    这里的自然奇珍，这里的艺术杰作，我一生中有那么多的日子是在它们中间度过的，而我将永远地离它们而去。

    我真想透过客厅的舷窗再扫视一下大西洋的深层水域，舷窗的防护板关得严严实实，而一层钢板外套把我和我还不熟悉的大西洋隔开。

     我就这样扫视了一遍客厅，我走到开在墙隅、通往尼摩艇长房间的门旁。

    我大吃一惊，这扇门半掩着。

    我不由自主地退了回来。

    要是尼摩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那么他就会发现我。

    然而，我没有听到任何动静，于是轻轻地走过去，他的房间空无一人。

    我推开房门，往里面走了几步。

    尼摩艇长的房间总是像僧房一样简朴。

     这时，几幅挂在墙上的铜版画吸引了我。

    第一次参观这个房间时，我未曾注意到这些画。

    那都是些历史伟人的肖像，他们毕生献身于人类某种伟大理想的实践。

    在“波兰完了”的呐喊声中倒下的英雄柯斯丘什科[1]、现代希腊的莱奥尼达斯[2]——博扎里斯[3]；爱尔兰民族的捍卫者奥·康乃尔[4]；美利坚合众国的缔造者华盛顿；意大利爱国人士马宁[5]；被一名南方黑奴制度拥护者刺杀的林肯；最后是为黑色人种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约翰·布朗[6]，就如同维克多·雨果笔下描写的悲壮场面一样，被吊死在绞刑架上。

     这些伟人的英灵和尼摩艇长的心灵之间难道存在着什么相通的地方？我是否最终能够从这些悬挂在一起的肖像中发现他的生平秘密呢？他难道是被压迫人民的捍卫者，被奴役种族的解放者？难道他曾经参加过本世纪最后发生的历次政治与社会变革运动？难道他是参加了了不起的美国独立战争——可歌可泣的战争——的英雄之一？ 突然，时钟敲响了八点。

    钟锤打在铃上发出的第一下响声把我从遐想中惊醒过来。

    我打了一个寒颤，似乎房间里有一只看不见的眼睛能够窥视我灵魂深处的秘密。

    于是，我匆匆退出艇长的房间。

     我回到了客厅，把目光投向了罗盘。

    我们一直在往北行驶；测速仪指示着中等航速；气压表显示，我们在大约60英尺深的水域航行。

    看来，情况对实施加拿大人的计划十分有利。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穿上了暖和的潜水靴、水獭帽和海豹皮里丝质面料的外套。

    我准备就绪，我等待着。

    潜艇上只有螺旋桨转动发出的嗡嗡声。

    我竖起耳朵在倾听。

    我忧虑万分，会不会忽然听到一阵喧闹声，告诉我尼德·兰在实施其逃跑计划时被当场扭获？我尽量强迫自己镇静，但无济于事。

     九点还差几分，我把耳朵贴在尼摩艇长卧室的门旁，里面毫无动静。

    我离开自己的卧室，重新来到客厅。

    客厅里灯光昏暗，空无一人。

    我打开通向图书室的门。

    图书室里一样是昏暗的灯光，一样的空无一人。

    我在通往中央扶梯梯笼的门附近坐了下来，等待尼德·兰的信号。

     这时，螺旋桨的转速明显地减慢，随后便完全停止了。

    鹦鹉螺号为什么要改变航行速度？这次停机是有利于尼德·兰计划的实施，还是会妨碍它的实施，我无可奉告。

     潜艇上一片寂静，只能听到我心跳的声音。

     突然，我感觉到一下轻微的碰撞。

    我明白，鹦鹉螺号刚刚停泊在大西洋海底。

    我老是等不来加拿大人的信号，心里加倍担忧起来。

    我正想去找尼德·兰，说服他推迟行动计划，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不是在正常情况下航行。

     这时，客厅的门打开了，尼摩艇长出现在客厅里。

    他一看见我，便不加寒暄、和蔼地对我说： “啊，教授先生，我到处在找您。

    您是否了解你们的西班牙历史？” 此时此刻，我神不守舍，脑子里一片空白。

    哪怕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倒背如流的人处于我现在的处境，也一定是说不上一句来。

     “哎？”尼摩艇长继续问道，“您听到了我的问题吗？您了解西班牙历史吗？” “不很了解。

    ”我回答说。

     “瞧！这就是学者，一问三不知。

    ”艇长说道。

    “那么，请坐！”他接着又说，“我来给您讲述西班牙历史上的一段趣闻。

    ” 尼摩艇长靠在一张长沙发上，我机械地在他旁边的阴影里坐下。

     “教授先生，请好好听着。

    ”他对我说道，“从某一方面看，这段历史会使您感兴趣，因为它回答了一个您当然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 “艇长，我听着呢。

    ”我回答说，但不知道我的对话者究竟要说些什么。

    我心里暗自思忖，该不会跟我们的逃跑计划有关吧。

     “教授先生，”艇长继续说道，“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得从一七〇二年讲起。

    您不会不知道，那时，贵国的国王路易十四以为，他只要一挥其专制君主的手，就能令比利牛斯山脉钻入地底下。

    于是，他就封他的孙子安汝公爵为西班牙国王。

    这位年号为菲利普五世的王孙把西班牙统治得混乱不堪，而且对外与一个厉害的对手发生了冲突。

    ” “事实上，荷兰、奥地利和英格兰三国的王室于前年在海牙签订了结盟条约，其目的是要从菲利普五世手中夺回西班牙王位，让一位年号事先被定为查理三世的大公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