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市的深秋，湿冷像长了霉斑的旧棉絮，丝丝缕缕往骨头缝里钻。

    陈默蜷缩在泥塘巷自家小屋的门槛上，一双过早显出粗茧的手紧紧捂着单薄的旧棉衣领口。

    巷子狭窄扭曲，头顶是蛛网般交错拉扯的电线，切割着永远是灰扑扑的天空。

    劣质油烟、下水道若有似无的发酵酸腐气，还有角落里永远扫不干净的垃圾堆散发的馊味，混合成泥塘巷独有的、令人窒息的空气，噎得人喉咙发紧。

     屋内传来压抑的争执，声音不高，却像钝刀子割肉。

     “建国，这个月的…厂里发的钱呢？”母亲李秀兰的声音带着喘，是常年咳嗽落下的病根，虚弱得像随时会断的风筝线，“阿默下学期的书本费…老师又催了…” “钱？钱钱钱！老子哪来的钱？！”父亲陈建国的咆哮像破锣炸开，带着浓重的酒气和不耐烦，“就他妈那么点遣散费，早喝光了！老子在厂里干了半辈子，说不要就不要了？还他妈要脸来问老子要钱？滚！都滚！”伴随着一声闷响，像是搪瓷缸重重砸在桌上。

     陈默把头埋得更低，几乎要缩进膝盖里。

    他知道那“一点遣散费”是什么。

    那是三个月前，父亲工作了二十年的滨海第三纺织机械厂宣告破产清算，所有像父亲这样没门路、没技术的老工人，一人领了八千块，就被彻底扫地出门。

    八千块，在泥塘巷似乎是个天文数字，可砸进父亲那无底洞般的酒瓶里，就像水滴进了滚烫的油锅，嗤啦一声就没了踪影。

     争吵声拔高，又陡然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打断，那是母亲撕心裂肺的声音。

    陈默的心猛地揪紧。

    他悄悄站起身，像只受惊的老鼠，贴着墙根溜到半开的窗边，往里窥视。

     昏暗的灯光下，父亲陈建国赤红着脸，脖颈上青筋迸起，一手叉腰，一手还攥着个空了的劣质白酒瓶。

    地上果然躺着个瘪了的搪瓷缸，水渍混着茶叶渣蔓延开。

    母亲李秀兰佝偻着背，枯瘦的手死死按着胸口，咳得仿佛要把整个肺都呕出来，脸色纸一样灰败。

    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和领子都磨出了毛边，针脚细密的补丁一个叠着一个。

     “咳…咳咳…建…建国…孩子上学…”母亲喘息着，每说一个字都像耗尽全身力气。

     “上他妈什么学！”陈建国猛地挥手，空酒瓶差点砸到母亲身上，“读书？读到天上也是个穷命！老子只读了小学，不也活了半辈子？早点出来打工挣钱是正经！你看看隔壁王老五家的二小子，工地上一月能挣三千多！读书？读个屁！就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这些话，陈默听得耳朵都快起了茧子。

    每一次关于学费、书本费的交锋，父亲都是用类似的咆哮和“读书无用论”来收场。

    母亲的坚持在父亲的暴戾和酒精面前，总是显得那样微弱而绝望。

     “阿默…脑子好用…”母亲的声音微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