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养活自己。

    若是禁止女子从商，那便是在质疑朝廷多年来安置受害女子之法有错，而那些因被拐卖而人生遭毁的受害女子岂不是又要失去栖身之所？ 部分朝臣庭上进言，遭拐卖的受害女子乃是特殊案例，不该纳入用以作为对比，且若准女子从商，岂非鼓励女子罔顾礼制在外抛头露面？ 司渊渟对此引用前唐朝之例作为反驳：“《太平广记》有记，‘唐汴州西有板桥店，店娃三娘子者……寡居，年三十余，无男女，亦无亲属，有舍数间，以鬻餐为业。

    然而家甚富，多有驴畜’。

    若夫已亡故，又无子女，寡妇不从商该以何为生计？敢情真要让人饿死，再让人议论，大蘅国容不下无依无靠的寡妇，还不如前朝？不仅如此，《太平广记》中还有许多关于女子在纺织、冶金与果蔬商铺等经营记载，足可见过往朝代历史上并非没有女子从商之例，前朝尚能容女子从商，何以到了今日，反倒不能容了？ “诚然，大蘅国开国之初也认定工商杂色之流，大蘅国对工商早已开放，海禁解除后海贸更让大蘅国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如今律例早已参照《全唐文》定下新法，应属诸军诸使司等在村乡及坊市店铺经纪者，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

    既已允许商人与百姓可享相通待遇，且商贸繁荣也令百姓衣食有余家给人足，又为何不准部分情况特殊的女子经商立业，让她们得以凭己谋生？ “长久以来，休妻遵从七出，且‘三不去’中有定，若妻子娘家已无人可依甚至娘家已不复存在，则不能休妻。

    休妻需经过宗族定夺，绝非轻易能定一纸休书。

    然妻者若只能依附与丈夫，这于男子而言难道就不是一种负担？准女子立业从商，未见得就不是双方互惠之事，妇人可名正言顺帮补夫家；如若不幸，夫君早逝又无子女，也能从商养活自身而非只能指望亡夫留有遗产。

    若论事例，《唐代墓志汇编》便有记，皇甫宾之妻杨氏，在丈夫死后经营财产，会陶公之法，固得水旱无惧，吉凶有资。

    ” 司渊渟之辩出于理据也出于过往记载事例，有此开头，令阮邢与凉忱在之后的庭辩中也更立得住脚。

     而说妻者只能依附于夫于男子而言为负担，也不过是为了说服那些坚持己见自视甚高的朝臣们。

     之后又再经过半个月的庭辩，终于在正月休朝之前决议，将在次年商定准女子从商立业的相关法规，一要合乎礼法，二要关注民生，三则必须严规女子可进入的行业。

     至此，距离设立女子学堂之后又过去十一年，终于在宴清二十年最后一个月成功推进修改与女子相关种种律例。

     和离以及女子立业从商等律例，最终分别在宴清二十一年九月，宴清二十二年十二月正式颁布推行。

     作者有话说： 引用出处： “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荀子·君道》 “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

    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章句下》 “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 “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