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化为己用，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执教风格、方法和足球理念。
他总是在不断地看见，听见，然后思索着。
大家都是人，都是同龄人，为什么差异就那么大呢？他还在中国的时候，也遇见了不少很有天分的同龄人。
大连是一个足球气氛很好的城市，可是其他地方呢？难道只有大连才有天才？可为什么只有大连的球员成功的多？仅仅是他们运气不好吗？没有出生在大连？
一个球员，从少年时代到成长为巨星，这期间，能遇上优秀的教练确实很重要。
但优秀的教练毕竟也只能是少数的，救不了大多数。
南斯拉夫不缺好苗子，也不缺好教练，但他们缺乏一个稳定的环境让他们可以安心工作。
这十年间，他也曾回国几次，看望父母，拜访老朋友们。
虽然中国足球的环境已经起了变化，建立起了自己的职业联赛，职业队也一步步走向规范化。
但青少年足球的现状仍然令人担忧，改年龄问题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想当年风光无限，寄托国人无数希望的健力宝足球队从巴西学成归来后，却被中国足球的环境打得七零八落，一朵曾经无比灿烂的鲜花在风雨中凋零。
在中国，再多的好苗子、好教练没有用，他们不具有发言权，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们不缺安定的生活环境，缺的是完善的足球体制，和规范的足球体系，缺的是那种在欧洲和南美足球已成为生活一部分的文化。
中国足球落后世界不是某些人说的一场平局，或者是黑色三分钟，或者是别人的算计，更不是三场世界杯赛失九球，无进球，无一分的尴尬成绩。
落后的是一百年，是从体制，到规范，再到文化环境的全面落后。
那落差就好像是从青藏高原一下子直接跌落进四川盆地，很令人难以接受，但却是事实。
当他越接近那些内幕，就越是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失去信心，他甚至有些怀疑一个优秀的教练的作用，怀疑自己当初选择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
他想做一个教练，一个优秀的教练，但在国内那种环境下，他根本发挥不出来。
你不打假球，就会被围攻算计；你不改年龄，就会被认为是异类；你辛辛苦苦调教出来的球队却被一群改了年龄的“大人”击败，这种打击对于那些满怀希望的孩子们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当全世界都是疯子的时候，你若非要保持正常，就是真正的疯子。
这已经不是足球本身的问题了，是整个社会，整个大环境的问题。
而这些，邱素辉一个小小的教练是无能为力。
他真怕自己回国后，也会变成彼得维奇那样，把一句：“又一个夭折的……”成天挂在嘴边，那样的话，对他，对中国足球都是世界末曰。
如果他留在阿贾克斯，或者任何一家欧洲球会，十年之后，他都能成为名满天下的著名教练，名誉、金钱要什么有什么。
但也许是内心的惯姓吧，一方面他怀疑自己的决定，另一方面他却像一个苦行僧一样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苦苦寻觅着也许永远都找不到的答案。
十年后，走了一圈的他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荷兰，这个当初他义无反顾上路的起点。
十年过去了，除了越来越多的问号，和明知可能却不可为的无奈，他仍然一无所有。
他几乎已经要放弃了，他刚刚接到了巴塞罗那（fcbarcelona）俱乐部的邀请，范加尔在那里再次入主诺坎普（campnou），也再次向这个昔曰的弟子兼助手发出了邀请。
来自巴塞罗那的邀请对任何人都是极富诱惑力的，邱素辉也要认真考虑考虑自己以后的发展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帝让他看见了那场埃因霍温（psv）与沃伦达姆的比赛。
看到了张俊和杨攀，也看到了昔曰自己的影子。
于是，他仿佛一夜间找回了方向和目的，他再次婉拒了范加尔的邀请，来到了沃伦达姆。
那感觉就好像他在藏省看见的朝圣者一样，那些虔诚的朝圣者们一步一拜的终于来到心中的圣地时，心情定像他当时那样激动。
虽然路途遥远，风雨依旧，但邱素辉已经虔诚的一步迈出去，并跪拜了下去。
因为他找到了心中的圣山，即使累死也要累死在去圣山的路上。
当然，邱素辉没有把这些都讲给张俊和杨攀听，如果真要知道那些东西，以后他们成熟了，再接触到，影响也要小很多。
他们现在还小，并且似乎一直在很快乐的踢球，如果可能，邱素辉真希望他们能够一直这样快乐的踢下去。
他只是把他游历各国的有趣见闻和各个国家的足球风格讲给他们听，激发起他们向往高水平联赛的兴趣。
在人们的印象中，现代足球一开始是金黄色的，条纹有些像现在的排球。
后来随着足球运动商业化进程的加快，足球的外观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其中最经典的是——黑白球。
由12块黑色五边形和20块白色六边形所组成。
商业化、功利主义、成绩代表一切、暴力猖獗之下的足球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黑暗面，就像那足球一样，有白有黑。
这就是现在的足球，有快乐，就有悲伤；有光明，便会有黑暗。
耐克（nike）曾推出过一款足球，纯白的球面上只有一个红色的耐克标志——一个对勾。
邱素辉也希望张俊和杨攀以后就像这红色的对勾一样，让足球更多的是欢乐，而非足球以外的悲伤。
因为看上去，那款足球摆正了便像极了一个人的笑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