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科举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礼部侍郎韦陟认为光凭考试中的临场发挥不能体现考生应有的水平，所以提议让考生在应试时提前把自己的作品集上交到礼部，每人可以在作品集中展示自己的十篇代表作。

     也就是传说中的“纳卷”。

     这样既可以让考官有可靠的依据来综合考察考生们的真实水平,且那些没有门路投卷的人也有机会可以让考官看到自己的过往佳作。

     当然了，每年纳上来成千上万篇“代表作”，即使纳卷了考官也不一定会看,有门路可走的话广泛行卷还是必须的。

     但总归让大伙有个念想。

     第二场诗赋试开始后，没有监考任务在身上的阅卷官们便聚集在一起悠然品读这届考生交上来的作品集。

     甭管以后这一举措能不能起到好效果，作为推行的头一年，他们总归还是要把事情落实下去的。

     这不,大伙交叉欣赏着礼部南院近千卷的考生作品集,不时把自己觉得不错的诗文拿给同僚们欣赏，瞧着都很尽职尽责。

     韦陟这个纳卷倡议者手执书卷有一搭没一搭地翻阅着,只在底下人把一致觉得不错的作品集呈上来时他才会认真地看几眼。

     倒不是他瞧不起这些考生,而是他身边从小就围绕着许多文采出众的文人墨客，等闲诗文还真入不了他的眼,得等其余阅卷官筛选过一轮他才有兴致读上一读。

     与此同时,考生们也在曙色初露时拿到了自己的考题。

     首先是诗题，《桃始华》。

     三娘一看就知道了，这是出自《礼记·月令》里的句子，讲的是仲春之月的月令特征：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

     《礼记》把春季分为孟春、仲春、季春，二月便是仲春。

     往年春闱一般在孟春举行,诗题时常在“孟春之月”的月令里面出，今年因为改元有诸多事情要忙,又得给足考生准备韦陟提出的纳卷事宜，所以今年便挪到了二月，也就是《礼记》所说的“仲春”。

     这种应试诗的要求和应制诗差不多，要求押韵、要求对偶、要求用典，技巧必须纯熟，词句必须优美，内容必须足够积极向上，有条件的话最好还要赞美大唐的繁荣昌盛、吹嘘圣人的英明神武，表达自己对生于大唐、长于大唐的庆幸与感恩，以及自己愿意为大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简而言之，这类诗赋基本没有感情，全是技巧和马屁。

     押韵也是有要求的，比如今年的诗题是《桃始华》，那么写诗时就应该在桃、始、华三个字中挑一个字作为韵脚。

     在这种种限制之下，想要写出叫人眼前一亮的诗着实不容易。

    何况这次的题目并不难，她们可是刚在帖经试里考过《礼记》来着，大多数考生应当都知道怎么破题。

     大家都能准确破题，反而更难显出水平。

     好在三娘当初五六岁便曾在宫宴上写诗，这种应试诗她写起来简直是驾轻就熟，几乎是看到以诗题脑中就出现好几种写法、几十上百个备用典故。

     她认真地拟写好草稿，才开始研究今年的赋题。

     赋这东西比诗更爱炫技，从它诞生之初起就堪称雕词琢句的典范，你不写十句八句对偶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写赋。

     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兴起的“骈体”，那更是全文都以四六句式为主，几乎每一句都两两相对。

     今年的赋题是《天得一以清》，这句话出自《道德经》，恰好呼应了李隆基极力推崇老子、推高《道德经》地位的举措。

     “天得一以清”一段，本质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