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击国民党抄袭起义军的后路，阻击几天之后，可以南下和主力会合。

     就这是著名的“三河坝分兵”。

     朱德率领的这“部分兵力”，是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共计4000余人。

    经过三天三夜的阻击，部队伤亡很大，撤出三河坝时仅剩2000多人。

     朱老总完成了三河坝的阻击任务，准备南下与主力会合。

     这时候，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来告诉朱老总，主力南下作战失败，只有1200余人进入海陆丰地区，领导人分散突围。

     这是非常严重的消息，周恩来同志、聂荣臻同志去了香港，叶挺同志去了南洋，贺龙同志去了湖南，刘伯承同志去了上海。

    当时从南部跑回来的一些官兵讲：“主力都散了，我们不是主力还在这干什么？我们也散伙算了。

    ” 部队面临一触即散的架势。

    当时如果没有朱老总，这支队伍很可能就溃散了。

     在关键时刻，首先站出来的是朱德。

     朱德说队伍不能散，主力打散了，但我们不能散，我们还有人，还有枪，有人、有枪就有办法。

     后来很多当时留在三河坝的同志回忆，部队勉强听取了朱德的意见，非常勉强。

    因为部队不是他的，是叶挺的二十五师，朱德只是负责指挥。

    叶挺主力在南下作战全军覆没，二十五师走投无路，这个老同志说他有办法，大家姑且跟他干干，看他有什么办法。

     队伍勉强没有散。

     南昌天气非常热，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不得不在山谷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营。

    起义队伍穿短衣短裤，跟着朱老总走，一直走到10月底，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队伍还是短衣短裤，没有备装、没有食品、没有药品、没有弹药、没有给养，越走人心越散，越走队伍越散。

     杨至成上将后来回忆说：“每个人都考虑着同样的问题：现在部队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我们这一支孤军，一无给养，二无援兵，应当怎样办？该走到哪里去？” 各级干部纷纷离队。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有的先辞后别，有的不辞而别。

     七十五团团长张启图后来在上海写了一份《关于七十五团在南昌暴动中斗争经过报告》，向中央陈述当时情况：“师长、团长均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

    ” 2000多人的三河坝队伍走到最后只剩下800余人。

    后来中央接到报告，报告中写到南昌起义部队的窘境，师长、团长均逃跑，各营、连长直接离开。

    师以上军事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一个不剩，团级军事干部只剩王尔琢，政工干部只剩陈毅，队伍面临一哄而散之势。

     在这个中国革命最关键的时刻，八一南昌起义的火种，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后上井冈山的只剩800余人。

     这800余人能不能保留下来？ 对丧魂落魄者来说这800余人是残兵败将。

     对胸怀大志者来说这800余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人数都放在这儿了，作为领导、革命者，你怎么认识这个队伍？ 很多人动摇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转移了，很多人放弃了。

     在最关键时刻站出来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稳住了这支队伍。

     26.周恩来如何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与教训 南昌起义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

    这一体制到1927年10月底崩溃，所有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

     军事干部也是如此。

    师团级军事干部只剩一个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

     领导干部如此，下面更难控制。

     营长、连长们结着伙走，还有的把自己部队拉走，带一个排、一个连公开离队。

     剩下来的便要求分散活动。

     林彪带着几个黄埔四期毕业的连长找陈毅，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后来人们把这段话作为林彪在关键时刻对革命动摇、想当逃兵的证据，其实言之过重了。

    在当时那种局面下，地位比林彪高且不打招呼就脱离队伍的人比比皆是。

    很多走的人都如林彪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

    若说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也许太重，起码对这支行将溃散的武装能有多大作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敌委员会的流沙会议，是轰轰烈烈的南昌起义的最后一次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他当时正在发高烧，被人用担架抬到会场。

    郭沫若回忆说，周恩来“脸色显得碧青。

    他首先把打了败仗的原因，简单地检讨了一下。

    第一是我们的战术错误，我们的情报太疏忽，我们太把敌人轻视了；其次是在行军的途中，对于军队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们的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

     可以想见，当时周恩来是怎样一种心情。

     别人的心情也是一样。

    周恩来报告后，“叶、贺部队”的叶挺说：“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党史专家们后来解释，叶的所谓“流寇”，是指打游击。

    贺龙则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

    就让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 这样的表态也没有搞完，村外山头上发现敌人尖兵，会议匆匆散了。

     分头撤退途中，队伍被敌人冲散。

    连给周恩来抬担架的队员也在混乱中溜走了，身边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

    三个人仅叶挺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

    若不是遇到中共汕头市委书记、周恩来的老朋友杨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难卜。

     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

    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

    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

    我们仨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

    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我们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

    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

    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与教训时，讲过几段话，“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该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但共产国际却指示起义军一定要南下广东，以占领一个出海口，致使起义军长途跋涉南下，终于在优势敌兵的围攻下遭到失败”，“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这就不仅是当年所说的“战术错误”、“情报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众工作犯了极大的错误”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选择问题。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也谈到南昌起义。

    他对周恩来说，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

    周恩来马上接过来说，是错了，主席上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应该再补充一句：幸亏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

    想得到苏联接济的起义部队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

    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

     27.朱德同志如何保存革命火种 天心圩军人大会是保留八一南昌起义队伍最关键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实际上相当于把最后走到天心圩的800余名军人，做最后的整编。

     在天心圩的军人大会上，朱德首先站出来，他在大会上讲，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朱老总当时专门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1905年一样，俄国人1905年革命失败了，1917年他们就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年，现在是我们最关键的时刻。

    朱老总还讲，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是暂时的，我们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朱老总的信仰像火焰一样点燃了剩下来的干部、战士的信心，坚定了剩下的干部、战士的信仰。

     后来陈毅同志讲，朱老总讲了两条纲领：第一，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第二，革命必须自愿。

    这两条纲领成为后来革命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

    这800余人就在朱德激情和信心的鼓舞之下最后稳住了，由丧魂落魄者眼中的残兵败将变成了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种”。

     后来，参加井冈山早期斗争的谭震林同志说了句非常深刻的话。

    他说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