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委书记陈山负伤被俘。

     就是这个“朱、毛、龚”的“龚”，虽然在红军队伍中作出过一些贡献，一旦叛变这支队伍，竟然为敌人作出了更大“贡献”。

     为敌人作出更大“贡献”的龚楚，一直到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呢？他当时是广东国民党一个中将的随属官员。

    我们党从事“农运”的最早领导人，最后当国民党中将的随属官员去了，这种变化差异太大了。

     但是在1949年，龚楚面对全国解放的态势，被迫请罪。

    向谁请罪？向他当年在红军中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林彪请罪。

     龚楚当红军的主要领导者的时候，林彪只是一个连长，级别相差甚远。

    但是龚楚请罪，想见一下林彪都见不着，林彪的下级的下级的下级，仅仅一个师长就把他解决了。

     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帅，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林彪如何能去见他？派一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像掸掉一只跳蚤一样，处理掉这个给党和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

     所以龚楚投诚后觉得非常没有面子，就跑到香港去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

    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

     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他在香港写了一本书叫《我与红军》，谈起在红军中的高级人物，谈起现在新中国某某领导过去是我的同级，某某是我的下级，某某当年是如何如何……谈起自己未叛变时在中共的日子他便眉飞色舞，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见诸笔端；对叛变之后，脱离红军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感大江东去之慨了。

     38.红军叛将龚楚如何度过落魄余生 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

    万劫，言时间之漫长。

    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

    《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堰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 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

    老先生姗姗来迟。

    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军官。

     别说一般军官，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那么多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

     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他就是当年的大叛徒龚楚。

     龚楚到香港后，似乎觉得有几分不保险。

    后来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

    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

     身体越远，灵魂越近。

     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

    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

    看着别人先后返乡，他心潮难平。

    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

    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

    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

    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返回故乡。

    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

    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在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

    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

     “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剩下他龚楚。

     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变，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

    “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

     39.张国焘相对毛泽东的“巨大优势” 我们前面讲到了大叛徒龚楚，这里再讲党内的另一个大叛徒——张国焘。

    张国焘在党内的任职、资历比龚楚还要高很多。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也取得了农民出身将领的衷心拥护，两个人领导的苏区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中央苏区在毛泽东领导下，鼎盛时期红军兵力超过10万，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转移到川北苏区时达到了8万多人。

    两个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话都极富鼓动力，毛泽东的讲话，语言直入普通将士、普通民众的心里，张国焘也是这样。

     张国焘刚开始在北大当学生的时候，据他回忆，他演讲是不行的。

    他在北大上学时就担任讲演部部长。

    五四运动中一次街头演讲，听众一开始有100多人，张国焘和同学喊得声嘶力竭、满头大汗，只有位老牧师站在一旁一直耐心听到最后，约他们去其住处传授演讲技术。

    他单刀直入地告诉这些疲惫不堪的学生，他们的讲词不够通俗：你们只讲了主义，只讲了信仰，只讲了你们心中的东西，没有和民众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民众不听你们的。

    没有从大众的切身问题说起，也没有将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爱国运动联系在一起，因此卖力不小，听众却不一定完全领悟。

     就是这位老牧师使张国焘第一次明白，演讲不仅要靠激情，还要靠技巧。

    这对张国焘影响至深。

     张国焘和毛泽东还有一个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两人都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此前我们党的领袖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说都是在共产国际笼罩下进行工作，始终没有摆脱共产国际的指示、电文。

    毛泽东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道路，张国焘也是如此。

     两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较起来，张国焘在北大的地位比毛泽东要高得多。

     毛泽东1919年进入北大，当时还是他的老丈人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的。

    毛泽东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同时正在争取旁听生的资格。

    张国焘不但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后来还成为北大学生会主席，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

    每天晚上，他的房间都是“左翼”同学聚集的中心。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来往。

    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

    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

    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 张国焘也是无时间与这个图书管理员交谈的人之一。

    他对毛泽东的最早记忆不是来自北大图书馆，而是来自毛泽东从北大返回长沙后创办的《湘江评论》，当时这份刊物在南方影响很大。

    政治上极其敏锐的张国焘虽然感觉到了几千里之外一个叫毛泽东的人所显示的思想能量，却错过了在安静的北大图书馆与毛泽东会面与交谈。

     毛泽东与张国焘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

     这一次张国焘同样优势很大。

    “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国焘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实际主持人——大会执行主席。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担任会议记录。

    他原来就在北大图书馆一个一个记下读者姓名，现在又一个一个记下每个人的发言。

     “一大”当时选举出来三个核心人物：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陈独秀是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李达负责宣传。

    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毛泽东在湖南分部当主任。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张国焘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在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会议上，他一直是中央的核心层，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是一个在中共党内资格极老的人物。

    项英因斯大林赠送一支小手枪而自豪不已，把手枪别在腰上随身不离；张国焘则面对面与列宁谈过话，当面聆听过列宁教诲，其资格1927年以前只有陈独秀能与之相比，1927年以后则只有周恩来能与之相比。

     毛泽东虽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是在早期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人物，他长期没有进入中央的核心层。

    而张国焘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40.中共缔造者与叛变者张国焘的人生丑剧 前面我们讲到张国焘早期在党内的任职以及以往的一些巨大优势，但他到最后为什么会叛党而去呢？ 张国焘1979年病死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养老院，他为什么走上这条路？ 张国焘作为四方面军的重要领导人，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可以说是张国焘人生的顶峰。

     一、四方面军会师发生在1935年6月，当时张国焘是四方面军当之无愧的领导人。

    后来很多四方面军的老同志回忆这一幕时说，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当时一方面军不叫一方面军，叫中央红军。

    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之前，很多四方面军的同志都对中央红军怀抱神秘的感觉，认为中央红军很神秘、很伟岸、很高大。

     但是两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很多同志感慨，走过来的是中央红军吗？他们衣衫褴褛，枪支长短不齐。

     中央红军长期征战，经过非常艰苦的战斗，和四方面军会合时，中央红军连一门山炮都没有了，最后一门75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的时候被扔到赤水河里去了。

     一渡赤水完成之后，中央红军最重的火力是60炮，就是前膛装炮弹的60炮，后膛炮一门都没有了。

    整个装备比四方面军相去甚远，人数比四方面军也相去甚远。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看似不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

    实际上，当时一方面军只剩下1万多人。

    周恩来说得很委婉，没有告诉张国焘真实的数字。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

    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

    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

    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10万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那一刻，张国焘开始了自己的打算。

     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其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

    旧中国的军阀，谁人多枪多，他的势力就大。

    但是，红军不应该把实力带进争论中，不管是军事上的，还是政治上的争论。

     7月9日，张国焘控制的川陕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国焘，切盼红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同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