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维金斯基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

    鲍罗廷在指导中国革命时过于相信蒋介石，使中国革命吃了很大的亏。

    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国农村可以建立农民苏维埃，还最早提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罗米那兹提议撤销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65.“牛兰夫妇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谜（上） 在任何一本辞典或者党史的资料里，都不难找到关于李德的条目。

    他的头衔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然而，正是这位大名鼎鼎的军事顾问，曾经作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者，却因为他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差点儿遭遇灭顶之灾。

     很多言论把李德所犯的错误归入共产国际的指导。

    那么李德这个人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真的是来自共产国际吗？他来中国干什么？他的到来，又给中国工农红军的这种革命战争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这都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李德所带来的大量的谜团。

    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就花掉了七八十年的时间。

     要弄清李德的真实身份，我们必须从一个更远的源头去追寻。

     历史中很多事情的由头，都是一些光怪陆离的现象，是由极大的偶然性串在一起的。

    就像恩格斯所讲的那样，历史的必然是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向前演进。

     1931年6月就有一个偶然事件。

     共产国际的信史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了。

    英国警察把约瑟夫抓捕之后，经过审问，发现约瑟夫是向马来西亚共产党人转移经费的。

    这些经费从哪儿来？从上海来。

    约瑟夫带的文件中有一个来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

    当时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上海又有英国最大的租界，英国人高效地作出了他们的反应，立刻通知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务处，通过这个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迅速查实这个地址。

     这个地方住着牛兰夫妇。

    因为牛兰夫妇是被新加坡发生的事牵涉到的，并不是上海的地下党被破获了，或者什么交通员叛变了，可以说事先毫无预兆。

    牛兰夫妇来不及转移密码，也来不及转移账本，密码和账本被全部缴获。

     有一个电视剧叫《潜伏》，片子的主角是余则成和翠平，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就相当于他们这个地位。

    当然，《潜伏》的片子它是一个艺术的描写，而牛兰夫妇是一个真实的存在。

     牛兰夫妇被捕之后，我们确实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那么多证据都被掌握，上海租界从多方入手，但居然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夫妇一家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一定要证实嫌疑犯来自苏联。

    结果发现，牛兰夫妇当时年仅四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不会说俄语。

     搞了很长时间，租界当局的审讯者和国民党政府都没有搞清楚，牛兰夫妇到底是共产国际的秘密工作人员，还是在上海冒险经营企业或者贩毒的西方人士。

    一直到了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档案披露，才证实了牛兰夫妇当时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主要负责人。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到欧洲数国执行任务，在法国被捕，被判处两年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定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

     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

    她同样在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

     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夫妻。

    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他们在上海的任务主要有三项： 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 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 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

     即使外行人也能从这些任务看出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

    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必须有丰富的经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

    牛兰夫妇完全符合条件。

    他们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7个电报号，租用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里，不是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

    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

    如果不是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件信箱，牛兰夫妇就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联络站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

    祸不单行，牛兰夫妇虽然口风很严，但是恰恰赶上了顾顺章叛变。

     66.情报要员叛变，中共主要领导人死里逃生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负责人，负责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资金流等工作。

    牛兰夫妇被捕，使得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击。

     当时，牛兰夫妇隐蔽非常深，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无可奈何。

     那时的上海有个特点，全世界的各种投机者使用各种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骗钱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内外，见怪不怪。

    牛兰夫妇被捕，从口供、身份辨别不出来要害证据。

    案子虽然棘手，但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但就在这个关键点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

     顾顺章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上海工人武装力量纠察队副总指挥，一度是周恩来的得力助手。

    他在1927年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六大”以后担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28年年底，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

    特科负责人是时任共产党总书记的向忠发、中共中央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人就是顾顺章。

    顾顺章对党的秘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国共产党面临严重损失。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给徐恩曾做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在顾顺章叛变的第二天获得情报，立即向周恩来报告。

    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的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向外转移。

    对此事聂荣臻同志有段回忆，说：“那两三天非常紧张，恩来和我们都没合眼，终于抢在敌人之前完成任务。

    ” 当国民党军政人员按照顾顺章的口供扑到上海，把各个据点一扫而光，绝大多数据点都没有找到。

    后来，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

    ”当然他说得太绝了，哪是差5分钟，周恩来同志其实早就转移了。

     后来周恩来多次讲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中。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

    虽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顾顺章叛变的影响被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

    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

     恽代英于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

    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并没有暴露身份。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见效果。

    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代英获得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

    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代英提前释放。

     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时顾顺章叛变了，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

     顾顺章指认的另两个人物就是牛兰夫妇。

     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

    1931年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

    牛兰夫妇将此二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这两人潜入瑞金。

    后来行动没有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境。

    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这件事。

    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

    顾顺章倾其脑袋瓜里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的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使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瘫痪。

    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

    组织具体的营救工作，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67.“牛兰夫妇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谜（下） 1931年夏天，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关押、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一度成为当时的头条新闻。

    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炮轰南京时，牛兰夫妇才得以逃出监狱。

     牛兰夫妇被捕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曾全力开展营救。

    中共中央方面派出营救牛兰夫妇的主要负责人是潘汉年，共产国际派驻在上海营救牛兰夫妇的是佐尔格。

     佐尔格是德国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苏联情报工作者。

    在“二战”期间德国疯狂进攻苏联的时候，包括在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会战的时候，由于佐尔格成功地搜集到了日本不会大举进犯苏联的情报，及时向斯大林报告，使斯大林能够从东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战线，使莫斯科没有被攻陷，而且苏军对德军的反击提前了。

     这是佐尔格的情报对苏联的巨大贡献。

    佐尔格由此被苏联的情报机构当做了一个雕像，认为他是苏联情报局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情报工作者之一。

    甚至到了1964年，佐尔格还被赫鲁晓夫追授了“苏联英雄”的称号。

     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

     一是两人年龄相仿。

    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

     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

    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

    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

     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

    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

    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

     现在两个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

    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

    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任务是针对日本。

    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睫，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

    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的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

    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

    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作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

    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

    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

     佐尔格当时就和潘汉年两个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对牛兰夫妇的营救。

    怎么营救呢？当时佐尔格就向莫斯科建议，要求立即派专人送2万美元到上海，用这2万美元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佐尔格向莫斯科报告说，中国的法院系统是相当腐败的，用钱打通关节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当时苏军总参谋部马上行动，为了保险起见，派了两个人送钱。

    两个人每人带了2万美元，实际上就是4万美元。

    两个人走两条线路，而且两个人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另外有一个人还在完成与自己相同的事情。

    这样确保即使有一人出了问题，另一人也能把钱送到；即使出了问题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会暴露出来。

     因为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东北地区被日本人完全控制。

    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苏军总参谋部就选派德国共产党党员执行这样一次送款的任务。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的东北，抵达上海，把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这两个人都是十年以上党龄的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他晚年撰写文章的时候还非常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以后，和在共产国际、苏共、苏军总参谋部都大名鼎鼎的情报员佐尔格热情拥抱的情景。

    另外一位送款员就是奥托·布劳恩，他就是后来所谓的“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共的顾问”。

     当年一个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送款的送款员，怎么就变成了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了？这里面又有些什么名堂呢？ 68.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上） 由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两个送款员都完成了任务，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

     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自己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而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了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

    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也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

    他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

    在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

    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他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

    其后发生的事情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他与理查德·佐尔格同一系统。

    区别就是，佐尔格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而他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员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

    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他来到中国，并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产国际指派。

     奥托·布劳恩来的时机正是20世纪30年代初，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

    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

    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

     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

    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足半数。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种说法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种说法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当时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

    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

    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

    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

    这一年他24岁。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在现在来看，24岁的年轻人，不过大学刚刚毕业，读研究生的也就刚刚考研，但是24岁的博古已经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了。

    而且由于中共中央在上海受到损害，王明去了苏联，周恩来去了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经改变了，变成了苏区的工作。

    而中共中央在苏区的工作主要是进行革命战争。

    当党的领导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战争的规律，如果你不具有领导革命战争的经验和资格，那你就很难做。

     当时的情况是，各个苏区正在开展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

    苏区的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苏区工作中的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关键的问题。

    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那么作为领导人，不懂军事就无法摆渡。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志。

     他作为一个出了家门，进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门，出了中山大学的校门，又进入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搞过学运、搞过工运，但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而当时能起决定作用的就是农运和兵运。

    博古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这是他最为欠缺的一课。

     恰好在这个时候，刚刚从军事学校毕业的奥托·布劳恩到了中国。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学，奥托·布劳恩上伏龙芝军事学院，两个学校都在莫斯科。

    两人在上海一见面就熟。

    而德国人佐尔格见了布劳恩，也有几分亲切。

    当时共产国际在上海站还有一位负责人，叫约尔特，也是德国人。

     当时，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代表约尔特和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代表佐尔格，这三个人凑在一起了。

    三个人可以说都是德国人（李德是奥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国），真是老乡见老乡，完成这样一种历史巧合。

     布劳恩，也就是后来叫李德的这个人，与约尔特熟，与佐尔格熟，与博古也熟，当时一见，相谈甚欢，谈得很高兴。

    送完款以后，另外一位送款员迅速地走掉了，布劳恩没有走，留下来了。

    这一留时间还不短，从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

    他留下来一边做些工作，一边与博古聊天，两个人就这样相处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的时间，两个人就中国革命的很多问题交换了看法，怎么评估苏区武装斗争，怎么进一步发展这个斗争。

    至于具体聊了什么，现在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奥托·布劳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飞机失事去世了。

    但不管怎么说，在这段时间里，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相当的信任。

     这种信任，直接导致了一件事情——奥托·布劳恩最后变成了所谓的（我们在讲到这个时一定要加“所谓”）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

     69.送款员如何曲折变身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下） 当时博古最大的软肋就是军事知识、军事能力不行，没有这方面经验。

    奥托·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优等生，而且他在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之前，还在德国搞过武装起义，颇有军事经验，这些理由使博古与奥托·布劳恩的关系迅速拉近。

     1933年春天，中共中央在上海是明显待不住了，必须撤到苏区去。

    博古就撤到苏区去了。

    博古动身之前想带奥托·布劳恩一起去，奥托·布劳恩其实也想去，但他当时有自己的考虑。

     到中国来，他不是军事顾问，他是一个送款员，为解救牛兰夫妇，送2万美元是他的任务。

    博古想把他拉去，是作为私人顾问，还是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当时没有明确，所以他就不愿意去。

    他希望什么呢？就像中国人讲的，你要给我正名，给我正式的名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名分？ 奥托·布劳恩当时如果跟博古一起去苏区，在身份认同上有个非常明显的缺陷，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他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到中国的送款员，不是共产国际指定到这儿来当军事顾问的。

    所以，当博古想把奥托·布劳恩带到苏区去的时候，他就提出一个条件，要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相应指示。

    意思很明显：你博古说了不行，得共产国际说了才算，我去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去？这是关键。

     奥托·布劳恩心里很清楚，他想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情况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博古连续向莫斯科发了几封电报，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负责人约尔特也发了几封电报，但是共产国际的答复迟迟不来。

     共产国际的答复为什么迟迟没有来？ 共产国际有自己的经验。

     共产国际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国来指导革命，这些来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么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不管怎么说，每一位被派遣的人，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慎重考虑的。

     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一个代表。

    他当时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产国际代表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马林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来的第二个代表。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而且在当时会上出现意外，有陌生人进来的时候，马林及时警告全体会议代表，说地点已经暴露立即转移。

    大家当时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