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正面报道挽回影响。

    我坚决不答应。

    他威胁我说：“凡事莫做绝了，不然的话，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 我寸步不让，回答他：“邪不压正，莫到时候你没把我整死，却先被法律给整死了！”我嘴上是这么说，实际却很心虚。

    我知道他的势力，如果法律整不倒他，我肯定会死无全尸。

    好在他很快就东窗事发了，携全家逃到了国外。

     然而，这样的幸福生活没能持续多久。

    当总编调离以后，报社的经营方针发生了重大改变，每个记者都背负了沉重的发行和创收任务。

    我不愿放弃我的新闻理想，强烈反对有偿新闻和有偿发行。

    报社领导劝我，“拍点小马屁，吹点小牛皮；写点小消息，赚点小米米”多好，何必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呢？ 为了拉拢我，社里有位领导许诺让我担任广告部主任。

    任命之前，他带我到中堂县林河派出所采访。

    刚一落座，他掏出一个事先准备好的烟盒，当着派出所长的面，掏出烟盒内仅剩的一支香烟，对所长说：“不好意思，只剩一支烟了，就不给您装了。

    ” 所长很识趣，赶紧让副所长买来两条烟，每人给我们一条。

    此后他如法炮制，每人骗得了四条香烟。

    社领导的行为，让我感到恶心，一回到报社，我就将这件事向社长做了汇报，希望大家引以为戒，注意维护报社形象。

    没想到，报社第二天就收回了对我的任命。

    第一次“为官”，就以这样的结局草草收场。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为了捍卫尊严，我不得不选择离开。

    离开不等于颓废，反倒让我越挫越勇。

    一个星期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在《云梦日报》上开了一个专栏，连载官场漫画小说《事关升迁的103个关键词》，对官场的腐败行径给予了狠狠的抨击。

     即使后来我离开了新闻部门，借调到国家某部城建司风景名胜处挂职，也没能改掉喜欢“抨击”的“毛病”，相继撰写了“中国当代城市园林批判”系列文章，向国内一些名校权威开炮。

    《有园林无文化现象》、《理论恐慌》、《专家钙慌》等一颗颗重磅炸弹，通过报纸投向城市园林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论战。

    直至后来当上了“副市长”，我还是放不下这个情结，经常上网发帖，表达自己的意见。

    江南有一位已经退休、德高望重的老领导，对我颇为关心，特意找到我说：“致远啊，官场有官场的游戏规则，莫到网上发帖了吧，对你从政有害无益。

    ” 我毫不“领情”，固执地说：“哪有那么严重呢，发帖总比打牌赌博找情人要健康得多吧？”我对他说，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

    老领导叹了口气，摇着头离去。

    他的态度让我颇感郁闷：不知道是我顽固不化，还是他食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