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下放到南化蓄洪院开荒。

    母亲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在当时那个封闭的社会，这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儿，经常被当地那些会生儿子的农妇，骂得抬不起头，饱受凌辱。

     为此，父母发誓要生几个儿子，于是便有了我的存在。

    1969年9月25日黄昏，我来到了人世，在七姐弟中排行第六，在三兄弟中排行第二。

    出生的时候，除了刮着八级大风，再无其他奇特天象。

    以至于许多年以后，妻子经常嘲弄我：“难怪你喜欢出风头，原来是叫风刮的。

    ” 妻子所说的“出风头”，指的是我喜欢上网发帖表达意见。

    她不理解我，是因为不了解我。

    没哪一个聪明人，愿把自己放到枝头，成为猎人的目标，之所以要做“意见领袖”，一切皆因骨子里的民生情结使然。

    而这些情结，皆源自于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切身体会到了民间的疾苦。

     为了养活我们姐弟七个，他们起早贪黑种植蔬菜，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用板车拉着一车以分钱论斤两的蔬菜，步行20公里，到县城去卖，一直要卖到天色断黑，才能返程，我们姐弟几个，每天都要排成一行，站在台基上远望，等候父母的归来。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在艰难中成长。

     我很心疼我的父母，读书格外用功。

    我成绩虽好，但性格却不好，特别叛逆。

    只要老师在黑板上写了错别字，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他指出来，让老师下不来台。

    一位民办监考老师，在监考时用鞭炮驱赶在门外围观的小孩，被我告到公社教育组，结果他丢了饭碗……1978年，南化大队小学撤掉五年级，我不愿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便独自一人拿着优异的成绩单，跑到隔壁公社一所林场小学，找到校长要求转学。

    校长佩服我的勇气，竟破格收下了我，这件事曾轰动乡里。

     不过，让校长没有想到的是，收下我等于收下了一个麻烦。

    有一次公社教育组在我们小学上公开课，语文老师教我们写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

    老师点我的名问我：“你的理想是什么？”我张口就答：“我要当总理！”而在此之前，我连班干部都没当过。

     我的回答，令现场所有人大跌眼镜，一致认为我是“碰了脑壳没缝针”。

    其实，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简单，我当上了总理，父母就不会再受欺负、受穷。

    后来到了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我再次萌生了“要当总理”的念头，而这一次动念，全是因为教育乱收费“惹的祸”。

     1981年，父母落实政策返城，举家迁回祖籍地相思县郊镇，在镇上开了一家诊所。

    四姐、大哥和我，转入文胜中学就读，除学费外每人还要交77元集资费，方能入学。

    这笔资金，对一个仅靠一家小诊所度日的九口之家而言，绝对是一笔巨款。

    父母到处求人，希望给予减免，但没有结果。

    开学一周之后，父母没有凑到钱，学校教导主任毫不留情地将我们姐弟三人，赶出了教室。

    哥哥姐姐哭哭啼啼地背着书包，很没面子地回了家。

     我不甘心，躲在教室外的窗户边上，偷听老师讲课，越听越伤心，捡起一块石头，在地上写下了一首打油诗：“我家无钱又无权，岂能读书焉？现在不如过去好，一人读书七十七元钱！”结果，这首诗被教导主任发现了，他立马通知我的父母，将我予以除名，理由是“道德品质败坏，思想反动”。

     父母无语，只好把我领回家去。

    失学的那些日子，我只能望着蓝蓝的天空发呆。

    我经常暗自流泪，痛下决心“要当总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撤了那个教导主任的职务，让天下读不起书的人，都能走进课堂”。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些辛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