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柳博温市长和我谈话让我管教育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整顿教育之风的重点不在“调几个老师进城、提拔几个老师‘做官’”，而是教育乱收费。

    调进城或提拔搞行政的老师再多，老百姓只会骂教育局的官员贪婪，不足以对自己的政治前途产生任何影响。

    但教育乱收费则不一样，上面盯得紧，媒体“曝”得凶，一旦成为典型，会直接影响政府一把手的仕途。

     2003年，江南两所农村中学为了创收，低价购进劣质米粉给学生当早餐，导致学生集体食物中毒，惊动了国务院，差点让当时的市长下了台。

    老柳放弃交通局长的“肥缺”到江南来当市长，明眼人都知道他只是来过渡的，只等现任书记荣升他便名正言顺地接过书记的位置。

    在这个节骨眼上，容不得有任何闪失。

    为什么会选择我一个市长助理去分管在当地老百姓眼里被认为是“肥得流油”的教育口，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为我年轻气盛、敢打敢冲；心无旁骛，立功心切。

    而且最为关键的是，我在江南没有利益羁绊，交给其他任何一个本地官员，都不可能为他动真刀真枪。

     我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态，接受了任务。

    当时我想得很天真，只要敦促教育局出台一个严厉的《办法》，明确“谁乱收费谁下台”，就可以吓住那些校长。

    我把我的想法和教育局长一说，他马上把历年来江南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各种制止教育乱收费的《决定》、《公告》等规范性文件拿出来，在我面前摆了一桌子。

     我问他：“发了这么多文件为什么还制止不下来？” 他回答说：“积重难返！” 我想，绝对不是“积重难返”那么简单。

    我试图通过解剖江南教育这个病体标本，找出医治教育乱收费的灵丹妙药。

     但是，在真正了解了实际情况之后，我才发现了根治之难。

    尽管难，却不能成为放任自流的理由。

    我责令江南市教育局对各校长下了一道江南教育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令：“谁乱收费谁下台！”禁令一下，效果似乎不错，开学的时候没有收到一个家长的投诉。

    可开学不到一个月，家长们又开始怨声载道。

    原来，“我有政策校长有对策”，他们避开开学这个“高危敏感”时期，“滞后”乱收。

    全市那么多的学校就好像泡在水中的葫芦，摁哪只都不解决问题。

    迫不得已，我想出了一个妙招，向媒体公布我的手机号码，开通了广大家长向我直接投诉的渠道。

    号码在云梦发行量最大的都市报《云梦信息报》上一经公布，当日我的手机差点打爆，整整耗尽了两块电池的电量。

     投诉不仅仅只有江南的，还有许多外地的。

    粗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