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教育系统的腐败后路，同时也把自己的后路给“三脚”踩断了： 先是朋友反目。

    我的一个发小为了把他的侄女从农村调进城，千里迢迢从青岛赶来，刚一开口便被我一口回绝。

    后来两人相见，如同路人！ 其次，领导厌恶。

    云梦市某副市长的外甥女对我打了个报告，要求调入塌西湖中学任教。

    我接过那张副市长签了意见的报告，刷刷刷刷提起笔来就批示：“三年以后再做考虑！” 最不能容忍我的还是教育系统大大小小的领导。

    拿老百姓的话来说，是我断了他们的“财路”。

    有人公开放出话来，不能让宁致远再管教育了，要想办法把他搞走。

    能放出这种话来的人必然有这种能耐。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我被市委有关领导找去谈话。

     那位领导单刀直入：“听说你在调整教育局的人事？” 我简明扼要地将教育系统改革的情况向他做了汇报。

    很显然，他对我的汇报不感兴趣，显得很不耐烦：“你动人事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我回答：“我以为副科以上的干部你才会去管，除一中以外的中小学校部门领导连个股级都不是，我觉得没得汇报的必要。

    再说这次调整主要是裁减职数，又没有提拔什么人，所以就没跟您汇报。

    ” 那位领导听出了我的弦外之音，意思是说他手伸得太长。

    他很不高兴，铁青着脸对我发指示：“所有的人事调整全部冻结，待我把方案过目以后再做决定。

    ”我很倔强，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便带了一些情绪反问他：“马上就要开学了，总不能让几所学校都没得校长唦？” 他把桌子一拍：“我说冻结就冻结，你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对于他的嚣张，我非常不满，阴沉着脸气冲冲地出了他的办公室，直奔教育局和老阮商量对策。

    老阮很气愤，骂道：“欺人太甚，管得太宽，他有什么必要把手伸到农村中小学校部门行政的人事安排上来？” 我说：“骂也不起作用，关键是我们如何应对。

    ” 老阮道：“今天下午通知开会通过方案，明天把调整的干部全部送到位。

    教育局是一级党组，我只对党组负责，在内部人事问题上可以不听那位领导的。

    ” 我点了点头，道：“甚好！” 商量妥帖，我们分头行动。

     下午3点，教育局党组会议准时召开。

    当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那位领导给我打来电话，质问我为什么不执行他的指示，他宣布，人事调整方案作废，责令马上散会。

    我懒得跟他啰唆，干脆关了手机。

    不一会儿，那位领导派人来传达指示。

    我站起身，对与会的班子成员说：“你们是一级党组，任何个人不可以凌驾于党组之上。

    这个方案是经过你们党组反复讨论多次才形成的，并不代表我个人的意志。

    方案作不作废，散不散会，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站起来挺我：“会不能散，方案更不能废，不然的话，教育局党组以后还有什么威信？” 这一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群情激昂中，人事调整方案获得艰难通过。

    趁热打铁，第二天教育局兵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将被调整对象送到了工作岗位。

    当晚，老阮喊我去喝酒。

    酒至半酣，他叹了一口气对我说：“我有预感，我要提前退了。

    ” 我苦苦一笑：“我也有预感，市里可能不会让我再管教育了！” 在这期间，江南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

    江南市委书记调任云梦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柳博温荣升江南市委书记，云梦市科技局长萧子文调任江南市市长。

    随着这些关键人物身份的变化，我的命运开始出现拐点。

     新来的萧市长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山大学博士，十多年前被作为特殊人才引进云梦。

    因政府没有多余套房，故萧市长暂时被安排在三星级江南大酒店下榻。

    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他的电话，让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坐一坐，我去了。

    我知道他想了解什么，无非是江南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

    说实话，尽管我在江南待了快一年时间，现在还对这些情况了解得并不透彻。

    并不是我没办法搞透彻，而是根本就不想去搞透彻。

    如果搞得太透彻，便时时事事都有所顾忌。

    如果时时事事都顾忌，工作怎么推得动呢？所以还不如糊涂的好。

    因为在这方面“糊涂”，所以和新来的市长找不到很默契的话题。

    应酬了十来分钟，我离开了他的房间。

     市长的更换、和相关领导的冲突，让我感到了很大的压力。

    对于张书记，我有些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