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搞高了，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怎么办？水涨船高，会乱套的！”他的话音刚落，当即被我断然否决。

     按照“拖”的办法，第一个晚上事态变得相对平静。

    短暂的平静之后是媒体高峰的到来。

    第二天，闻讯赶来的记者在灵堂周围集结。

    记者们最感兴趣的有两点，一是究竟是不是像家属所说的那样“见死不救”；二是学校为什么会允许学生把管制刀具带进教室。

    我自己是媒体记者出身，懂得如何应对。

    我交代宣传组的人，凡是来了记者就把他们带到我这里来，由我来应付。

    对于如何控制舆论导向，我心里还是有底的。

    因为我在新闻部门摸爬滚打了多年，好多媒体跑新闻的和我都是朋友，即使没有深交也曾混个脸熟，即便完全陌生，只要开聊，难以割舍的媒体情结大都会引起共鸣。

     果然，闻风而来的媒体记者绝大多数都是我的熟人，经我一解释，拿了一份事先由宣传部拟好的通稿，酒足饭饱地回去交差去了。

    期间也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著名的新闻记者韩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江南，既采访了当事人及其亲属，还采访了许多学校周边的百姓。

    正当他要离开灵堂的时候和正在暗自观察事态发展的我碰了个正着。

    一看是他，我就知道比较难缠。

    我太了解他了，他在《云梦日报》时，我在《云梦法制报》，市里凡有大型活动我们就会碰面。

    在圈内，他属于那种“新闻原则性”很强的人，什么事情落到他的手上很少有回旋的余地，更何况他如今的身份和知名度！ 没办法，明知他难缠，我还是要去缠。

    如果他发了通稿，我这个分管教育的县领导首当其冲处分难逃呀。

    我装出一副很热情的样子，隔老远向他招手：“哎呀，韩大记者光临江南怎么连个电话都不打啰？太看不起兄弟我了吧？”韩江赶紧上前，紧紧地和我握手：“哪里哪里，我这不正要去看你嘛，刚好在这里碰到你了。

    ”我明知故问道：“你带车了吗？”他顺手指了指身旁的一台小车：“带了。

    ”我不由分说自己把车门打开对他说：“走，找个地方喝茶去。

    ”韩江犹豫片刻：“要不先到宣传部去，我要传稿子。

    我们是兄弟，绝不为难你，正好你可以看一看，觉得哪里不妥可以当面修改。

    ” 接着他又当着我的面给他的“老朋友”柳博温市长打了个电话，向他通报正和我在一起，同时拍胸脯保证不会给他添乱。

    他能这么表态我真的很高兴。

    当我们来到宣传部办公室以后，打开他的文档一看，我倒抽了一口冷气，他的报道基本上是以受害者家属口述的形式对事件展开报道的。

    我有些不高兴，一连问了他几个问题：“受害者家属的话你也全信？谁说老师见死不救了？老师见死不救那是谁第一时间把他送到医院去的？学生偷偷地把管制刀具带进了教室，只能说明春草中学管理上的确存在漏洞，怎么能就此推论学生带刀进出校园学校熟视无睹呢？” 韩江有些尴尬：“你也是个老新闻了，你说怎么改？”我就汤下面，一段一段地提出我的修改意见。

    碍于情面，大部分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他都按照我的意见修改了，还有两处他说还要斟酌斟酌。

    乘他斟酌之际，我去上了个厕所。

    待我返回时，他已经将手提电脑收了起来。

     我问他：“你发出去了？” 他答：“发了！” “乘我上厕所的时候发的？”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兄弟呢？还有两处没改呢。

    ” “兄弟，我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我写的稿子从来就没被人如此大修过。

    你也是搞新闻的，也要理解我的立场。

    都像你这样，我怎么完得成任务？” 既已如此，我也不想和他再争辩什么。

    好在稿子已被我大修，即使发表也不会引起太大的麻烦。

    我对宣传组的人说：“把韩记者招待好，我还得去善后，就不陪了。

    ”说完，便和韩江礼节性地握了个手，随即离开去处理别的事情。

     媒体记者的被疏导劝离，突然激发了受害者亲属的情绪。

    他们坚持要学校赔偿60万，否则就地下葬。

    星期六晚上11点，少数亲属不顾劝阻拿起铁锹开始在操场上挖坑。

    我闻讯后带着教育局长阮胜利来到现场，大吼一声：“你们这是在向政府示威，在向政府挑衅！我正告你们，如果星期天晚上12点钟以前不将尸体移走，政府将调武警强行火化！” “你是牛鸡巴日的市长，打死他！”受害者的一位正在挖坑的亲属大喊一声，一群人随即向我们这边围堵过来。

    我心里有些紧张，但仍然故作镇静，大大咧咧地和随行人员往来路撤退。

    好在围聚的人只是骂骂咧咧，没人真敢动手。

    直到我们撤回了临时指挥部，还能听见那些人粗鲁的骂声。

     谈判一直持续到星期天晚上六点，因为赔偿数额差距太悬殊陷入了僵局。

    就在我焦头烂额之时，有人突然推荐了一名科局级领导。

    此人唱夜歌出身，或许能从迷信的角度找到突破口。

    别无他法，我只好给那个局长打了个电话，让他赶紧赶到临时指挥部来。

    我当面给他交代了三点： 一、学校只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不存在赔偿，只能给予人道主义援助，鉴于杀人者家庭困难，短时间民事赔偿难以到位，由学校先行垫付，今后再由学校根据法律向凶手的法定监护人进行追偿。

     二、赔偿金额不能超过30万。

     三、今晚十二点以前必须把尸体移出校园。

     那位局长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执行力超强。

    他二话不说，领命而去。

    当时钟指向22点时，校园内响起了猛烈的鞭炮声。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出殡了。

    半个小时以后，校园内恢复了沉寂，那位局长笑呵呵地走进临时指挥部。

    我问他用了什么绝招。

     他回答：“也算不得么哩绝招。

    我只对死者的父亲说了一句话：‘你们已经为儿子在老屋里做好了阴宅，超过晚上12点钟不埋进去阎王爷是要收人的，阎王爷到时候要是收不到人，你的屋里就还要死人。

    ’死者父亲信迷信，没得退路，就提出不包含已经由学校花费的丧葬等费用，另外补偿30万。

    我一听心里有了底，也没向您请示就直接答应了他。

    ” 我点了点头，对他说：“辛苦你了！” 回去的路上，我大发感慨：“做梦都没有想到，忙活了三天三夜，最后解决纠纷居然靠的是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