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本概念我还是懂的，我不需要别人手把手地教。

    对于我在江南市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一不能穿西装，那样显得太过于正式，让人觉得与基层有一种距离感。

    也不能穿T恤，那样显得太过随意。

    即要显得庄重又不会显得太正式，所以我选择了短袖衬衣。

    包括如何与下面的人见面，说话用什么语调我都进行了认真的思考。

     我将上任以后的第一站选择了视察“实事工程”。

    由于我没有配车，因为是为主管城建的副市长挑土，所以老童为我安排的是那位副市长的车。

    为了使“视察”收到实效，事前我找老童作了详细的调查了解，他对我说，急需要解决的是因周边单位自筹资金不到位，由市建设局负责的小街小巷整治工程已无米下锅。

    此去名为视察，实则“讨账”、“化缘”。

    他告诉我说，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协调了多次，一直没有结果。

     第二天，在电视台记者及建设部门领导的陪同下，我一家家上门“拜码头”。

    一路上个个部门诉苦，家家单位说情，道一千说一万，一句话打总结：没钱！就在我感到极为狼狈的时候，我们一行来到了江南市移动公司。

    公司老总一见面，就以公司不是受益单位而是报账制单位没有经费开支的口子为由不肯出钱。

    我耐着性子听完了他的一顿唠叨，突然问了一句：“你们市公司管财务的老总是李总吧？他是我同学。

    ”那个总经理一听，马上改变了态度，立刻拨通李总的电话递给我。

    我和李总客套了一番，单刀直入地请求他支持。

    他二话没说，安排江南公司向总公司打报告批一笔专款，随行人员顿时掌声雷动。

     我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总算没有空手而归。

     视察结束，建设局领导留我吃饭被我婉拒。

    司机把我送到食堂门口后并没有离去的意思，我疑惑地问他：“还有事吗？”他支支吾吾道：“您用车的油钱我到哪里报？”我一听火冒三丈：“我帮主管市长挑土肯定是找主管市长报唦，找我做什么？”司机吓了一跳，发动车一溜烟逃也似的离去了。

    我气不打一处来，挑土第一天就遭遇讨油钱，真是恼火，我当即给政府办童主任打电话投诉：“那个司机胆子也太大了吧，居然明目张胆地敲诈到我的头上来了。

    ”没想到老童听了并不觉得有什么意外，只是一味地劝我别往心里去，毫无半点责备那个司机的意思。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其实，是我误会了那个司机。

     江南的财政体制很多年以前就是这样：整个江南市除四大家领导四个“头”及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实报实销以外，其他副职每年仅预算了一万元经费。

    这一万块钱不仅包括配车的保险、年检、维修、油料、司机补助等，还包括所有的公务接待及差旅费。

    事实上，每年政府办把车辆的保险、司机补助等固定费用一扣除，一万块钱也就扣得差不多了。

    经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怎么办呢？只能到分管的线上去化缘，化缘所得还得向政府办上缴20%…… 这样的财政制度，把副市长们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 首先是管不到钱。

    连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市长单笔批字的权力都不超过一万元，可以想象分给其他副市长的还会有什么权力。

     其次是管不到帽。

    对基层最具有吸引力的无非是拨款和乌纱帽，可帽子牢牢掌握在市委书记和组织部长手上，基层干部人人心里都有一杆秤：“想当一把手找书记，想当副职或解决待遇找部长”。

    尽管市长也兼任着市委副书记，但“书记管帽子，市长管票子”乃铁定的官场潜规则，不能轻易打破，否则书记市长的矛盾就会不可调和。

    可想而知，连市长想为某人要顶帽子都要下好久的决心想想怎么运作，何况“手无寸铁”的副市长？ 然后是拍不了板。

    这在基层是很现实的，你要人家用眼睛射你，你得为人家解决问题。

    副市长一天到晚都在表态，一天到晚却什么态都没有表，找你要钱你没有，要编要不到，想解决个待遇你又说不上话，人家干吗理你？只有一种情况才会真心实意地找你，搞出了问题人家要抓救命稻草时才会想到你，倒不是你能为他解决什么问题，而是瞄上了你这棵大树好做替罪羊，道理很简单，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大树不倒大家都不会倒。

     有一位包工头与江南某景区发生经济纠纷，分歧很大，双方都不肯让步，导致一笔工程款无法结算。

    他的一位熟人给他出歪主意：“只有一个办法，你写几十封告状信，状告宁市长违规批项目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

    ”那位包工头虽然没读多少书，但脑子还是清醒的，对他出的主意不以为然：“人家和这事八辈子打不到一竿，告他有什么用？”那个因为受过我处分想报复我的人阴险地一笑：“这你就不懂了，吊颈还要寻大树，什么事情只要一牵涉到高层领导，上级部门就会高度重视，你只要把宁市长带进来，我保证你讨薪成功，否则我负责。

    ” 包工头说：“我没文化，不会写。

    ”那人从袋子里掏出几十份打印好的材料交给他说：“你放心，我都帮你准备好了，你只要按照我给你的名单和地址分别寄出去就行了。

    ”包工头讨账心切，二话没说就照办了。

    没过多久，果然有了动静，上级诸多领导不明真相，提起笔就批：“请调查核实。

    ”查来查去，违规批项目的事情没查出来，他讨账的目的倒是达到了。

    景区不愿意因为这件事被人利用而坏了我的前程，只好让了一大步，把剩余的款项全部结算给了他。

    事后那位包工头找上门来向我道歉，我原谅了他。

    尽管这种讨账的方式很阴暗，但也透视出普通老百姓讨薪的无奈。

     最后是靠部门养活。

    财政不给钱，工资又很低，车轮子还要转，应酬不可少，怎么办？只能找乡镇党委书记、局长化缘。

    乡镇党委书记和政府工作部门的局长们成了副市长们不折不扣的“衣食父母”。

    在江南，没有哪一个副市长敢得罪这些书记和局长们，他们手上有“选票”，有“钞票”，这两样对副市长们而言一样都不能少。

    为了位置和车轮子，副市长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和书记局长们打成一片拉关系，在现实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很无奈地接受书记、局长们的“绑架”，心不甘情不愿地沦为他们的权力工具和保护伞。

    这就是为什么某些副市长明知所分管的部门要求不合理、甚至违规违纪，还要为他们极力争取、甚至助纣为虐的真实原因，诸如“某县政府发文推销烟酒”等许多荒唐的决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书记局长权力那么大，他们为什么还要钻山打洞想当副市长呢？”原因有两个，一是面子问题，毕竟是县级领导，红漆马桶外面光。

    二是梯子问题，要想获得更高的职位，副市长是必不可少的台阶。

     这让我想起明清时期的官僚体制，朝廷对官员实行的是低薪养廉制度，每年发放给官员的俸禄少得可怜。

    这种制度并不合理。

    官员也是人，一大家人要吃饭，朝廷的面子要顾，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