筒倒豆子一般打开了话匣子。

    她说，当年她拿着那份报告去找教育局，局里的领导一改往日的冷漠，非常热情。

    本来像他儿子这种情况只能安排在工勤岗位，没想到局里居然给了他一个教师编，安排到白羊田中学教书。

    因为有了正式的教师身份，对象也好找了，不久就找了一个重点中学的女教师结了婚，又在女方单位买了福利房，还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大妈说，我是改变他们一家人命运的大恩人，在我离开之前，她一定要带着儿子来感谢我。

    她给我买了两条蓝盖芙蓉王香烟，我死活不肯接受。

    大妈说，您不接受我就给您下跪。

    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觉得中国的老百姓活得真不容易。

    本来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却在很多时候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种恩惠，为了官员们的一个“举手之劳”，平白无故地要付出几多泪水和几多真情…… 送走了那一对千恩万谢的母子，接下来要去会那帮陪了我五年的文友。

    手机接二连三地响起来，都是些和我预约请我赴告别宴的电话。

    这些电话有诚心诚意的、有假仁假义的、有纯礼节性的、还有不怀好意的……因时间安排不过来，又怕伤了别人的一番好意，干脆把手机关了，都不得罪。

    云梦电视台《快乐客厅》主持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找我。

    原本我们约好了他们栏目星期六要为我录一期节目的，题目都定了：《公民官员》。

    但组织部突然改变了我的身份，我觉得不宜再以江南市副市长的名义，在媒体中出现，所以就临时决定不录了。

    这样一来，《快乐客厅》就要空档了。

    主持人打我的电话不通，只好亲自赶到江南，费尽周折才在一间茶楼里找到了我。

    她希望我能如约出镜，我很无奈地拒绝了她。

    最终，她理解了我的难处，表示回去将向她们的台长钟声汇报。

    离开的时候看得出，她的脸上写满了失望。

     听说要送我离开，文友们到得很齐。

    君子之交淡如水，他们选择了一种最平常的方式送我：茶聊。

    从上午聊到下午，从白天聊到黑夜。

     在江南待了五年，让我最不舍的就是这帮文友。

    很难想象，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一角，居然还荟萃了这样一群对文学充满了激情的“纯文学作品”。

    五年前，我第一次受邀参加他们作协的年会，记得要进入会场得先经过一个公共厕所，那张“参加作协年会请直走”的路标，就贴在女厕所的“女”字旁边。

    当时看得我的心都寒了：文学居然边缘到了如此地步。

    后来，在我的鼓动之下，他们奇迹般地撑起了一本全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