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还得讲排场，八抬大轿、书童、家丁哪样可以少得？少不得得有钱呀，像我们当副市长的都有个面子，谁不想坐好一点的车？要面子可以啊，政府补贴你五万元，不足部分自筹去吧。

    我很佩服古人，阿谀奉承的人一顿绞尽脑汁，就发明了“炭贡”和“冰贡”，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取暖费”和“空调降温费”。

    贡了“炭”，贡了“冰”，贡点“钱”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一种常态，买官卖官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江南，副市长来了客人带乡镇书记、局长或老板买单早已成为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

    我最怕同学和朋友们到江南来看我，一来一大群，要吃要喝要住要玩。

    我脸皮子薄，不好意思喊人来买单，只好自己打脱牙齿和血吞。

    后来实在不堪重负，我只得在同学朋友们中间广而告之，我没有接待经费，如果要来，请自带干粮。

    同学、朋友们理解了我，很少再来打搅我，即便到了江南，都是别人买单喊我去作陪。

     在江南，副市长的窘境只要是在机关里混过的人几乎人尽皆知。

    这就给某些喜欢卖乖的人留下了空间。

    经常会碰到不属于你分管线上的负责人，见了你的面想讨好你又找不到其他的话说，一般会很客气地来一句：“您来了客或者不方便处理的费用和我说一声。

    ”态度似乎很诚恳，诚恳得足以让你感动。

    但可千万不能太当真。

    客套话等同于谎言，当不得真，当了真，说明你很天真。

    在离开江南之前，我就曾经天真了一回。

    “炮轰高房价”之后，有个记者来采访我。

    闲聊中他对我说江南还有个熟人，前些年为江南劳动部门做正面报道时是此人接待的，后来成了朋友。

     我说：“那局长我熟，一碰到我就对我说来了客尽管找他买单。

    干脆我打电话给他让他来陪你？”那位记者没有推辞。

    我很快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回答说，他在医院里打点滴，感冒了，晚上他请那位记者吃饭。

    到了下午五点半，还不见他来电话，我对那位记者说，靠不住，不等他算了，还是我来安排。

    那位记者没说什么，随我下楼。

    巧的是，在政府办公楼大厅与那位局长碰了个正着。

    我对他说：“你老朋友来了，怎么安排？”那位局长心猿意马，回答：“市长全权安排，到时候把发票给我报就是了！”一句话让我窘得无处藏身。

    我火冒三丈，吼道：“你扯淡，我拿发票给你报？”那位局长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灰溜溜地离去了。

    他逃避了，却把所有的屈辱全部抛给了我…… 还有比这更屈辱的事情。

     由于副市长们经费奇缺，所以大多数人把经费卡得很死。

    例如，油卡由自己掌握、自己找地方定点维修汽车等等。

    这样一来，断了司机的财路。

    在江南，领导与司机关系紧张是普遍现象，经常发生司机放领导鸽子的事情。

    有一个常委带着机关一帮科长们考察，车过高速公路收费卡子时，常委心想，有这么多科长在车上还用得着我买票？没想到科长们也在打自己的小九九：“好不容易可以揩机关一回油，让常委买单。

    ”于是按兵不动。

    司机则想，常委、科长都在车上，让他们去买，免得报账的时候啰哩八嗦，于是也坐着不动。

    结果，都不说买也不说不买，全坐着不动，把收费站足足堵了十几分钟…… 看到这里许多人会问，一个副市长仅仅靠线上的职能部门“敬点贡”不是杯水车薪吗？他们跑关系和潇洒的钱从何而来？其实，他们最大的经费来源是项目资金。

    县里财政困难，绝大多数单位经费预算不足，每年不跑项目不得活命。

    于是，副县（市）长和分管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副县（市）长“出身份”、职能部门“出钱”跑项目，项目跑成了会按比例提取一部分供副县（市）长使用。

    这部分费用全部打进了项目申报成本。

    项目都是靠跑出来的，本来就是一笔糊涂得不能再糊涂的账，所以很少有副县（市）长在这一方面翻船。

     苦就苦了那些上级对口部门经费来源没有口子的部门，比如旅游局。

    我就曾分管过旅游，每年我不仅要自己厚着脸皮去找人“化油”、“化修理费”，还要跑云梦跑省会帮旅游部门找生活费。

    有一年我实在过不了年了，去找娘家云梦市旅游局化缘。

    章局长说：“上半年我批了个五万元的项目给你们市局，当时我给局长讲得清清楚楚，其中两万是给你的，他没告诉你？”我说，没有啊。

    赶紧打电话一问，局长答：“局里实在太困难了，我把它用了。

    ”我很生气：“用了就用了，可你无论如何也要告诉我一声啊！” 有什么办法呢？生完气还得面对现实。

     现实是财政很穷，官员很富。

    我刚到江南时简直吓了一跳。

    那个时候云梦市民普遍抽的香烟是12元一包的和牌，机关招待客人基本上是28元一包的黄盖芙蓉王。

    35元一包的蓝盖芙蓉王才刚刚上市，属于暴发户才抽的烟。

    我一到江南，敬过来的全部是清一色的蓝盖芙蓉王。

    我很是纳闷，问我当地的同学：“江南公务员津贴没钱兑现，工资很低，哪里来的钱抽这种高价烟？”同学答：“靠那点工资得活命？你睁开眼睛看一下下，有几个乡镇书记、乡镇长、局长不开馆子做生意？” 我恍然。

     我带着政府办几个跟线的人来到房产局，想搞明白造成江南财政如此困难的原因。

    局长50多岁，矮矮胖胖，对于我的到来不冷不淡。

    一见面他就给我介绍他资历如何如何老，先后在几个乡镇当过党委书记，在房产局当了几年局长如何如何。

    我听得不耐烦，打断他的话问道：“你们局每年征了多少契税和规费？”局长回答：“才200多万，全局两三百人，命都不得活。

    ”我一听就来了脾气：“我第一次听说房产局不得活命的，简直是奇闻。

    你这是典型的艰苦不奋斗！政府给你的权力都干什么去了？每年那么多房屋交易规费都到哪里去了？”老局长可不吃我这一套，冷笑一声，道：“还不都是您这样的领导条子一挥，减的减了，免的免了，我们挡得住？” 我被他的话堵得一时无语。

    我看到了问题的表象，但无法剖开问题的实质。

     看来一切并非我想象的那样简单。

     事隔三年之后，新来的萧市长第一件事就是抓房产交易契税和规费的征收。

    至2009年，每年征收的额度已经突破了2600万元。

     2600万，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2007年以前，领导们每年仅批条子就批掉了2400多万元…… 如此痛快淋漓地批，财政如何能富？ 我批评房产局长的时候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已经超出了我“挑土”的范围。

    直到有一天，一个项目涉及征地和工程发包，我满以为我可以做主，没想到开会那天，主管领导出现在了会场。

    很显然，他是请了假赶回来的。

    我骤然明白了，权力就像风筝，无论领导身在何处，都会死死地拽住线头。

    难怪我来江南之前朋友们劝我，你们挂职的就是去做客的，好好做客，好好镀金，结个好人缘，就有好前程。

    此时此刻，我还真有了做客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