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连课堂都进不去的人，如何能当总理？以至于许多年以后，我到江南分管教育，我最痛恨的就是教育乱收费。

    有一位被我撤了职的中学校长，找我求情，我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极有可能毁了一位未来的总理？” 第三次想当总理的时候，我已进而立之年。

    1998年某杂志以《想当总理的年轻人》为题，报道了这一看似荒唐的事儿。

    当时萌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一个新闻事件。

    1997年，我离开报社调回园林系统，为园林局长章文雄当秘书。

    章局长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整天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不重视城市园林绿化而苦恼。

    我给他出了个点子，建议他站在局长的角度，在当地党报上发表一篇署名检讨，采取舆论倒逼的手段，引起领导的重视。

     章局长采纳了我的意见，亲自撰写了一篇长达2700字的文章《看大连，想云梦：关于园林绿化的检讨》。

    文章在《云梦日报》头版刊发以后，立即轰动全国，新华社等17家中央、省部级媒体跟踪报道，云梦市委书记亲自撰文给予肯定。

     然而，媒介认同并不等于政界认同，市里一位主要领导认为，章局长的检讨中伤了他（有许多群众致信给他，说该检讨的不是局长，而是市长），怀疑有人乘换届之机使阴谋，便将他找去严厉地训斥了一顿。

    我的策划，以失败而告终。

     从这件事中，我深刻地洞察到了政治这个怪物的个性，开始冷静下来研究我所面对的这个社会。

    没人能够理解我这与精神病人无异的怪异行径。

    一个而立之年了连个股级干部都还不是的平民子弟，凭什么当总理？殊不知我有我的想法。

     在我看来，当总理难，当一个十三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更难，在一个国民具有严重依赖心理的国家当总理难上加难。

    我们绝大多数国民总把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寄托在“领导”和“组织”身上，确切地说，是寄托在总理一人身上，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是“领导”、我是“总理”该怎么办？总理也是血肉之躯，他的承受能力也有极限。

    共和国的总理固然只有一个，但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总理，站在总理的高度，为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出谋划策，那么，总理的压力就会减轻不少，社会自然更加进步，国家自然更为繁荣富强。

     于是，我开始埋头创作《我要当总理》一书，以独特的思维和视角，系统地从工业、农业、教育、科技、军事、环保等方面阐述自己的见解。

    很显然，如此敏感的题材，不仅出版机构望而却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也成了公众的笑柄。

    在大众看来，我是一个患了政治妄想症的疯子。

     其实，我并不是一个疯子，也肯定当不了现实中的总理，我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想尽一份普通公民对国家的责任。

    虽然我的这些方略，没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但我痴心不改，依然心忧天下，这些年来之所以不顾忌官场潜规则频频发帖议政，原因也正是如此。

    就在回乡祭清明之前，我对张艺谋狠狠地轰了一炮。

    社会反响强烈，但江南政界却出奇的平静。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这种感觉如同回乡一样，被乌烟瘴气的空气，搅得心神不宁。

    我几次要去找南化的书记镇长论个长短，都被父亲劝阻。

    父亲劝道：“你以为你是石岗的副市长吗？天下之大，你忧得过来？” 我一时无语。

     难道忧患也有边界？ 原本打算在故乡待个四五天，骤然间没了心情。

    满眼皆是清明幡子，四处飘散着对亡亲的思念。

     我思念三十年前虽然贫穷，但没被污染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