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赞助的。
”没办法，我只得再次向章局长求援。
章局长把他自己家里的笔记本电脑借给了我。
这一借就是五年。
待我调离江南去归还电脑时，已退二线的他笑道：“配置太低了，当废品卖200块钱都没人要，送给你作个纪念吧！”
当然，这都是后话。
住宿和办公的问题勉强解决了，吃饭和交通却成了难题。
过去市委、市政府招待所没有改制前，领导在那里开了个小食堂。
后来，招待所卖给了一个浙江老板搞开发，市里的“空降领导”便失去了开灶之地，只能到处蹭饭。
权力大的不用发愁，餐餐都有人请，权力小的就有些可怜了，只能到其他机关去搭餐，每天敲着钵子挤食堂。
后来，市委领导对两办负责人说：“让一个县领导在外面蹭饭太没面子了，还是办个食堂吧。
”两办一合计，把食堂开在了县农办。
农办领导求之不得，一来经费上不会吃亏，二来办事拉关系方便。
我去的时候，领导食堂刚办起来不久，这便是我到江南以后碰到的最大幸事。
即便如此，我还是尝到过蹭饭的滋味。
没办这个食堂的时候，“空降派”领导们都觉得不方便，真的开起来了去的次数却并不多，经常去吃晚饭的只有我一个人。
如果有剩菜剩饭，我会让炊事员帮我热一热对付对付；如果没饭了单独为我一个人做饭，我怕给人家添麻烦，便往往会跑到街上吃蒸菜。
有一次，我像往常一样上街去解决晚餐，路过一家饭店时，碰到某局的一个股长和另外几个不认识的人，在饭店前坪摆了张桌子喝酒，股长很热情地给我装烟，问我吃饭没有，我觉得一个县领导在大庭广众之下大吃大喝影响不好，便撒了个谎说吃了。
他说，吃了也没啥，再喝几杯酒吧？我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肚子真的很饿，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吃的问题因为食堂的开办而变得不成问题，但交通工具却成了一个大大的难题。
我家离江南有四十多分钟的车程，如果政府不安排车辆就只能坐公共汽车上下班。
我找到老童和他探讨这个问题。
老童对我说，政府办没有车，有什么事秘书科临时安排调度，谁用车谁加油。
我问：“那费用怎么办？”老童答：“不知道，要请示柳市长。
”我又问：“我上下班怎么办？”他回答得很干脆：“你可以搭家在云梦的几个领导的便车，否则就只能搭公共汽车。
”
“搭‘回头的’拼车也不错呀，15块钱一个人，坐满就走，很方便的。
”末了，他又补上一句。
我很无语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说实话，初见老童，他给我的印象相当恶劣：冷漠、欺生、吝啬，甚至有些盛气凌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除了市长和常务副市长，他可以凌驾于其他所有副市长之上。
虽然我对他不满，但我还得给他赔笑脸，毕竟他是地头蛇，得罪不起呀！我不明白，市长为什么会安排这样一个五十大几又不会来事的老同志来做办公室主任。
我更不明白，我一个挂职的干部，他为什么要给我下马威。
这个问题，直到离开江南前，我才找到了完整的答案。
其实是我误解了老童。
他是一个有傲骨的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不唯上，不谄媚，同他一批的政府办主任在县级领导岗位上都干厌烦了，他还在政府办主任的岗位上磨蹭，连个副处级待遇都解决不了。
照常理，人大换届政府办主任是当然的人大代表，人家劝他提几条蓝盖芙蓉王香烟到各代表团走一走，他死活不肯，情愿不当这个代表。
结果不出意料，他当然落选，成了江南有史以来第一个落选人大代表的政府办主任。
落选就落选，他毫不在意。
在他眼里尊严比权力重要。
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居然很少开口找市长追加政府办的办公经费，要维持正常运转只有一个办法：抠。
因为太维护尊严，他常常“目中无人”。
在他眼里只有朋友没有领导，尤其像我们这些挂职的年轻干部更没放在眼里，初来乍到受到他的冷遇自在情理之中。
我在江南待了五年之后即将离任之时，第一个打电话要请我吃饭的居然就是这位让我曾经寒心透顶的老童。
此时，他已“捡漏子”去政协当了副主席（前任因腐败落马了）。
席间我问他：“依你这个脾气是怎么混了个副县级的？”他道：“那些混到了副县级的未必就比我强多少！”
我摇了摇头，敬他一口酒：“你不适合当政府办主任，再干下去会把挂职干部都得罪完了。
”
他哼哼一笑：“你不觉得后来我也有所改变了吗？”
我细细一想，是有变化。
在他离开政府办之前，从省委统战部来了一位挂职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处长。
闲暇之余我去他办公室闲聊，正碰上秘书科给他派发办公用品。
我发现我刚来时每年配发手抽香纸巾四盒，他却给配了六盒。
当时我就开玩笑：“这个老童好势利，省里来的就是省里来的，我们市里来的他妈的就不是人，同样是挂职，竟然少发两坨卫生纸！”
老童听了很尴尬地一笑：“你没有发现，后来给你也多发了两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