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不高，“面子”却很大，老家修路募捐的、续家谱化缘的、亲戚上门借钱的、朋友打秋风要你请客的等等，络绎不绝。

    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当副县（市）长的，要想连任保位置，必须得积累一大笔资金，“以争取代表们的支持”，否则落选便在意料之中…… 第二种煎熬，是美色的诱惑。

    有官场的地方就有美色，“异地为官制度”为美色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

    像所有经济不甚发达的县（市）一样，我所任职的城市不开发却很开放。

    领导们不是柳下惠，美女坐怀还是会乱的，要想不乱，唯一能做的是不给任何美女以坐怀的机会。

    很显然，这种“不给机会”的代价，是煎熬。

     第三种煎熬，是难以保持独立的官场人格。

    其实要在官场中生存并不难，诀窍只有两个字：融入。

    可一旦融入，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许多官员初入官场时，也曾试图保持独立的人格，像我一样愤怒至极时，也会当着所有正副市长们的面，痛斥政府某领导和开发商签订的合约，是“贱约”。

    可一旦碰壁，要么妥协，要么像我一样选择离开。

     第四种煎熬，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

    在普通人眼里，副县（市）长的权力很大。

    其实不然。

    真正的权力掌握在书记、县（市）长和局长手中。

    副县（市）长所拥有的权力，还不及财政局的一个预算股长。

    乡镇书记、乡镇长和局长们，要钱找县（市）长，要官找书记，化解矛盾、出了问题，就上了副县（市）长们的门。

    权力小倒还无关紧要，关键是从政的风险越来越大。

    管安全吧？怕矿山吃人；管教育吧？怕食物中毒。

    相对而言，管旅游风险最小。

    可是，旅游靠炒作，炒作靠活动，活动怕踩踏，其风险系数亦可见一斑。

    2010年“五一”黄金周，在事业心和责任心的驱使下，我本想在离任之前冒最后一次险，再搞一次活动。

    当我向市长开口要钱时，市长说：“算了吧，我知道你能想事、干事，更能干成事，但千万不能出事。

    ”我知道他是发自内心地关心我，除了遗憾，我别无怨言。

     我经常自嘲，当官就好比开车，刚刚学会开车的时候车瘾大，不晓得怕，速度也不怕快。

    然而，随着车龄的增加，反倒感觉安全系数越来越低，越开胆子越小，越开车速越慢。

    我曾见过很多高官走路时一律小碎步，当时就很不解，问其中一位，那人的回答很幽默：“多年历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说实话，我不想做这样的高官。

     于是，在公元2010年5月14日，一个没有眼泪、也不见阳光的日子，在众多媒体和成千上万热心网友同情并惋惜的目光中，我傲然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做个真学者，保持真性情。

    就在转身的一刹那，我突然接到《瞭望东方周刊》好友陈安庆的电话，他建议我把这五年的官场经历，用小说的方式记录下来，以给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记忆。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