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一车车运往码头的砂子，我感到特别心痛。
我不知道我这一个人的战斗究竟还能支撑多久。
许多次我也曾想到过放弃，但一觉醒来，我又变成了一个斗士。
●旅游局的困难如何解决
我给张书记打的报告很顺利地递了上去，书记很快便做了批示：“同意再挂一年，其他要求按《条例》办。”意思是说让我再在江南挂职一年，对于“任职副市长”的要求，要组织部门按照中组部下发的《干部任用管理条例》办理。
组织部长接到书记的批示之后，接着批示：“已与博温同志衔接，同意再挂一年，其他要求，待换届时再做考虑。
”没过多久，柳博温书记找我谈话，告知我组织的意图，让我发挥所长，把江南的旅游好好整一整。
待遇问题，只能等换届。
政府这边呢，两个位置依然空缺着，人少事多，萧市长不好分工，便干脆让我继续分管旅游。
至此，我已没了退路，旅游摊子再破，我也得把它收拾得像模像样，否则，我的政绩从哪里来？ 要从江南的旅游捞政绩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甚至承担着全市旅游资源营销和开发的旅游局，连一个完整的领导班子都没有。
我找到老柳，直言不讳：“过去我建议调整旅游局的班子，你说人事归书记管，现在你已经是书记了，请你下决心给旅游局换个局长吧，否则的话我无法开展工作。
” 这一次老柳倒是爽快，问我：“你觉得什么人合适？”我回答：“最好从文化部门调一个人来，旅游行业专业性很强，乡镇书记或乡镇长缺乏创新思维，不适合这个岗位。
”老柳点了点头，表示他会认真地考虑考虑。
没过多久，江南市委果真对江南市旅游局的班子做了调整。
此次调整，老柳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保留原局长党委书记的职务，将市教育局局长阮胜利调任市旅游局局长。
这样一来，既没得罪原局长的省里靠山，又调整了旅游局班子，可谓一举两得。
老柳的支持，又勾起了我盘活江南旅游的“雄心”。
不过说实话，老柳将老阮调任旅游局局长，出乎了我的意料。
不过，对于这个安排，我也还是满意的，此前在教育口与老阮的合作还算顺利。
老阮到任，两眼一抹黑，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我对他说，你先把底子摸一摸，看看账上还有多少现金，负债有多少，以及局里有编、无编、全额、差额、自筹的干部职工究竟有多少，摸清了底子再想对策。
这一摸，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局里的账上不仅没有一分钱，还欠账30多万；全局20多人财政全额拨款的不到10人，其余的要么是差额编，要么是自筹编，市财政除每月按差额每人每年2000元、全额承担裸体工资的标准拨付工资外，每年仅预算了6000元的行政办公经费。
原旅游服务中心从长河指挥部划归旅游局以后，七八个职工一直没有上岗，更没发过一分钱的生活补助，新局长上任，这些人一定会吵着闹着要就业。
更要命的是，过去旅游局的门都打不开，债主找不到讨债的人也就懒得上门。
如今新局长来了，好不容易“冤有头，债有主”了，岂有不讨之理？ 危机一触即发。
好在我心中有底，知道哪里有一笔救命的资金。
当初雾岭旅游公司接手“黄龙洞”景区的时候，政府找他们借款150万元用于善后。
这笔借款不用政府马上偿还，双方约定以抵扣的方式在雾岭旅游公司与江南政府每年的分红中予以消化。
这笔资金一直掌握在原副市长邱红霞手上，具体由旅游局副局长经管。
邱副市长调离以后，我曾明确告知那个副局长，仅剩的七万多元没有我的许可和签字一分钱也不能动。
老阮到任以后，没有一分钱启动资金工作难以打开局面。
我把那个副局长喊到我的办公室，要他把手上的账和现金交出来，他以这笔资金属于旅游服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