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五年的挂职岁月，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寂寞中度过。
刚来的时候踌躇满志，政治理想像散花的飞天，漫天飞舞的花瓣落英在看似宽广的仕途上，掩盖了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阴谋。
为了实现抱负，我给自己立下了两条规矩，一是不被金钱奴役，二是不给女人机会。
而这两者都是寂寞生出的病。
在许多外人看来，官员们整天迎进送出，莺歌燕舞，打牌泡脚，生活充实得不得了。
其实，这些都是假象。
官员的寂寞不在表象，它长在心里。
欲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如沙漠中探险的过程，心里感知绿洲的大致方向，满眼却是漫漫黄沙。
当你一个人在孤独空旷、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大漠里，为那海市蜃楼般缥缈的理想跋涉时，寂寞像幽灵一样袭来，你只能靠幻想打发时光。
这个时候你会想：“哎呀，要是身边有个美女多爽啊。
”一路恋爱过去，尽管离绿洲的现实距离还是那么远，但你的心理距离却大大地缩短了。
光有美女还不行啊，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和丰富的食物，怎么恋爱？饥渴的状态之下，谁还有心情浪漫？
当然，我这里所指的物质，实质上是指对金钱的欲望。
就拿我们这些官员来说，当普通科员的时候，心里老是想，哎呀，要是哪一天给我解决个副科级待遇我就心满意足了。
熬呗，终于熬到了副科级，最多兴奋三天，你就又回到了原来的状态。
心想，哎呀，要是能解决个正科级这辈子就算没白活。
好不容易熬到正科级，至多兴奋两天，你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眼光瞄准了副县级。
在官场里混的过程，就是一个欲望不断放大兴奋期不断缩短的过程，欲望离实现距离最远的那一段路程，便是寂寞最嚣张的过程，一旦把握不住，就会生出对金钱和美色的欲念。
我对很多朋友说过，人的欲望真的奇怪，我当上副市长以后兴奋了一天，一天过后生活很快就归于平静，好长一段时间我都反应不过来：我也是个副处级干部了。
不深想，我还感觉不到提拔前与提拔后有什么区别。
其实，我的心理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欲望在不知不觉地放大：副市长难得应付选举，进了常委就好了。
如果有朝一日我进了常委，我的“野心”便会指向市长了。
很显然，从常委到市长这个过程，是一个虚无缥缈又极其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当的寂寞又无奈。
寂寞也疯狂，如果把握得不好，金钱和美色便会乘虚而入，最终将你拖到万劫不复的寂寞之中。
官场中凡有政治抱负的人，对付寂寞、控制欲望各有各的办法。
老柳的办法是“累杀”，即拼命地运动，每天晚上坚持打羽毛球、乒乓球，自己把自己整出一身臭汗，冲个澡，看一下江南新闻重播，然后呼呼大睡。
老萧是“聊杀”，他和老柳完全相反，好静，不爱运动，每天晚饭后打开电视就看，节目不好看就喊我的司机过去陪他聊天。
我的司机在中南海中央警卫团待过几年，为大首长服过务，特灵泛，他们聊什么我从不过问，有时候我想找老萧批点钱搞活动，还得靠我的司机去敲敲边鼓。
我对付寂寞的办法更传统，“书网双杀”。
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每天晚上都蜗居在办公室，激扬文字，著书发帖。
11点钟回房，看电视，实在累了，睡觉。
刚开始的时候书看得杂，帖也发得烂，治疗寂寞的效果并不好。
在我第一次受打击不再分管教育之后，我的人生观悄然发生了改变。
苦闷中疗伤的唯一办法便是文学。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能够虚度光阴，百年之后总得为后人留下点什么。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从网上了解到世界汉字学会的会长居然是韩国人，居然还有韩国学者提出要将汉字申报为韩国的世界文化遗产，这简直是匪夷所思。
可是，一顿愤青之后，冷静下来躺在床上细想，怎么能怪人家韩国人呢，你说汉字是你中国的指纹也好胎记也罢，有几个中国人能真正读懂汉字？在汉字研究领域，中国内地的确已远远落后于美国、韩国、日本。
中国人研究中国汉字有争议的时候，还要请哈佛的洋汉学家出来发话，人家瑞典女作家写一本《汉字的故事》，轻轻松松就从汉字的故乡捞走了无数雪花银子，多少会让人想起清朝“庚子赔款”时的那种屈辱。
于是，我突然萌生了一种研究汉字的冲动。
可是中国的汉字文化博大精深，可以说，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一部哲学，涉及的领域如此宽泛，我该从哪里下手呢？
苦苦思索了两个月，没有找到答案。
偶然中读到韩少功先生的《人在江湖》一文，他在文中提到，仔细观察人们走路和站立的姿势，你会发现，要么是双手紧握反背腰后，要么是双手叠加捂住脐部，或者是左手搭右肘、右手搭左肘紧抱胸前。
特别是许多乡下老农，最喜欢负手而行，甚至双手在身后扭结着高抬，高到可以互相摸肘的程度。
这是一种什么姿态？韩少功经过研究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是他们被捆绑惯了的缘故。
这让我想起了奴隶的“奴”字，太形象了，活生生一个被反缚双手的“女奴”。
我大呼叫好，原来文字也可以这样诠释啊。
可是，许慎在他的《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奴，古之罪人也。
这种解释并不完全，他没有揭示“奴”字的真正来源。
于是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写一部关于汉字的书，从形式到内容颠覆《说文解字》，即以随笔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