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贤身为内阁首辅，负有天下之望，有些事情，确实也不会轻易的做出决定。

    如果在邮传信息和治吏上果然有进步，而都察院的巡按和锦衣卫的廉政监察果真能杜绝原本的贪污模式，那么，不妨试一试提高商税。

     至于地税，那是打死也不能提的，当然，张佳木所说的地赋改革，倒是可以一试。

     比如西北到陕北一带，大约有一百多个州府，上缴的粮食有限的很，不敢说年年有灾，十年倒有八年要报灾异。

     既然如此，不如全免了也罢。

     以当时全国统计一千多万顷土地的规模，再加上一年超过三千万石的粮食收入，提出这个地赋全免的计划，虽然是雄心勃勃，但，亦非不可接受。

     事实上明朝就是年年免除赋税的，数字多的时候，一年收入加起来不过四千万石左右，免除的地赋却在五六百万石，有时候是四分之一，有时竟接近三分之一。

     这种免税，其实原因很多。

     灾荒减赋和免赋是一部份，有些地方赋税收不上来，干脆借着免赋一风吹了，也是重要的原因。

     特别多的地方，就是江南一带了。

     那里士绅力量大，地方官根本没有办法和本地士绅对抗，一个大士绅一年该上缴六百石的赋税，但他抗着不缴，最多交了一半，或是三分之一，官员也拿这个士绅没有办法。

     拖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笔烂账，根本不要指望能收起来。

     士绅如此，苏州和松江地方民风不大朴实，事实上，也是明初时朱元璋恼怒苏州人帮着张士诚对抗他，所以把苏州等地的赋税定的极高，百年之下，想叫苏州人完粮纳税，也是有那么点不近人情。

     这些都是没必要的行政程序，明朝的所谓减赋，大抵就是如此。

     既然收不上，但也不敢下调。

    因为劣绅刁民确实很叫人头疼，高赋税就交八成，地方官很怀疑把赋税下调之后，仍然收不齐。

     这样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当然没有人敢这么做。

     年年在账簿上玩这些花样，以张佳木现在的控制力来说，完全没有这种必要了。

     西北和陕北免赋，再迁走一些无水地区的居民，可望最大程度改善当地民生，最少，就算是小冰河时期也不会有大规模的灾害和流民为祸了。

     东南一带，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征收田赋，完粮实收，而征收的额度也是从实际出发，不再玩账簿上的那些花样了。

     改制之后，年赋税仍在三千万石以上，不会对帝国的运行有任何的影响，相反，就算有影响也是良性的，不足为惧。

     这原本是极好的方案，但李贤还不敢答应下来。

     此时他看向张佳木，语气诚恳的道：“我知道太保是唯恐时间不够，只愿做的再快些儿。

    但，我要直说了，现在开放海禁还勉强可行，但最少要一两年功夫才能收功。

    再下来才谈得上整理摊派和商税，再下来再谈免赋和调控各地田税的事。

    这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