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

    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

    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

    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

    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

    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

    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

    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

    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领导同志配合，我觉得中国革命是万幸的。

    如果说是有运气的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

    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

     32.毛、周、朱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疙瘩都没有，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

    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同志选下去了。

    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

    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

    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

    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

    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

    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

    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

    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

    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

    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

    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

    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

    这就像什么？普列汉诺夫讲过一个问题，什么叫发起人？就是成为历史上一个重大运动的发起人。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所有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

    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

    他们又是不普通的，为什么他们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汉诺夫说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

    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

    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形成是“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33.蒋介石的大不幸是与毛泽东同时代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成功，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蒋介石能在一个时期之内所向无敌，形式上统一全中国，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他们都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

    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成与败，幸与不幸，都是历史的选择。

     中国政治舞台上，从古至今十八般武器，蒋介石样样会使，而且每一样都烂熟于心，有硬的，有软的，有正面作战的，有暗地收服的。

    原本不太拿这个奉化人当回事的众多风云人物，纷纷被他如挑滑车一般弄翻在地。

    赶走许崇智，软禁胡汉民，孤立唐生智，枪毙邓演达，刺杀汪精卫，用大炮机关枪压垮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用官爵和“袁大头”买通石友三、韩复榘、余汉谋。

    兵力比他多的人，实力比他强的人，人才比他多的人，最后都没有搞过他，一个一个在他面前倒下。

     为什么？ 1930年，蒋、冯、阎大战。

    阎锡山在北平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给反蒋派打气，说蒋介石有四必败： 一曰与党为敌； 二曰与国为敌； 三曰与民为敌； 四曰与公理为敌。

     被称为“十九年不倒翁”的阎锡山所言极是。

    很长时间之内，没有人比阎锡山对蒋介石的总结更为准确、更为精辟、更为深刻的了。

     但蒋纵横捭阖，就是不败。

     这对众多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来说，此谜也是终身不解。

     就客观因素来讲，他们不明白蒋代表着比他们更为先进的势力，与衰亡的封建残余更少粘连，与新兴的资产阶级更多关系。

     从主观因素来说，他们也忽视了这个人的精神底蕴。

     这就是原因。

     阎锡山忽略了蒋介石这个人本身。

     1906年，不满20岁的蒋介石进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保定军官学校前身），有日本军医教官讲卫生学，取一土块置于案上，说：“这一块土，约一立方寸，计可容四万万微生虫。

    ”停片刻该医官又说，“这一立方寸之土，好比中国一国，中国有四万万人，好比微生虫寄生在这土里一样。

    ”话音未落，课堂内一学生怒不可遏，冲到台前将土块击飞，大声反问道：“日本有5000万人，是否也像5000万微生虫寄生在八分之一立方寸土中？”军医教官毫无准备，稍许缓过劲来，发现是学生中唯一不留辫子的蒋介石，便指其光头大声喝问：“你是否革命党？”该事在陆军速成学堂掀起轩然大波。

     1908年，刚20岁出头的蒋介石第一次读到邹容的《革命军》，而邹容已在3年前病死狱中。

    蒋对《革命军》一书“酷嗜之，晨夕览诵，寢则怀抱，梦寐间如与晤言，相将提戈逐杀鞑奴”，革命与造反的情怀难以言表。

     1912年，已经24岁的蒋介石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社，自撰发刊词，并著《征蒙作战刍议》一文。

    当时沙俄引诱外蒙古独立，蒋十分愤慨，“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也”。

     不可否认这个人青年时代一以贯之的极强的精神气质。

     这个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相当的能量，如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这样一个集团和这样一支队伍，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属于蒋介石这个人了，没有人能弄过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