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可惜。

     5.中共“一大”代表的命运折射党的艰难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命运充分折射出党的艰难。

     1921年7月，“一大”在上海召开了，13位代表，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1921年建党，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

    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1923年，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 1923年，李达脱党； 1924年，李汉俊脱党； 1924年，周佛海脱党； 1924年，包惠僧脱党； 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 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

     13位党代表，脱党的、被党开除的达7位，超过半数。

     周佛海、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

     张国焘叛党，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

     我们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

    可是还有，王尽美1925年牺牲，邓恩铭1931年牺牲，何叔衡1935年牺牲，陈潭秋1943年牺牲。

     13名党代表中，脱党的、被党开除的7人，牺牲的4人，加起来是11人，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董必武二人。

     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描述——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剩下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

    南湖的会议一开完，一轮红日从南湖的红船上冉冉升起，放射光芒，然后一条红飘带，直接从南湖飘到井冈山，飘到延安，飘到天安门，我们就胜利了。

     那是很浪漫的文学式的表达，党的这种艰难，这种艰辛，这种奋斗，没有一条坦途，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走过来、爬过来的，非常不容易。

     6.陈独秀为何没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有三个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的领袖。

    这三个领袖人物，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李立三，第三个是毛泽东。

    三个人都试图使中国共产党独立于共产国际，走一条中国革命自己的独特道路，但是前两个人没有走成。

     首先是陈独秀。

     我们经常讲喜怒哀乐不形于色，陈独秀不是不形于色，而是非常形于色，并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属于这样的人。

    陈独秀在大清王朝垮台之后，曾经与友人一起把别人按倒，强行剪人家的辫子，这种行为是很暴烈的。

    所以他不是很多人想当然描绘出来的——从书斋里走出来，就文文静静，温文尔雅，搞一些理论推演。

    陈独秀不是这样的，他是个行动派，而且他的个性里理想主义色彩非常浓。

     中共“一大”，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是依然选他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当时党的经费非常紧张，因此，马林来华后，当这个共产国际代表提出共产国际将给予中共经济援助，但中共中央必须先交出工作计划和预算时，陈独秀面前的第一道难题立即就来了。

     这时候中央内部也出现了两种声音。

     一种是当时主持上海小组工作的李汉俊和李达面对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条件，当场表示：共产国际如果支援我们，我们愿意接受，但须由我们支配。

    否则，我们并不期望依靠共产国际的补贴来开展工作。

     这无疑使李汉俊、李达二人和马林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随后马林找到了张国焘，张国焘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态度。

     张国焘是最先认为应该接受共产国际经济援助的中共早期领导人，并以很快的速度向马林提交了一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报告，及工作计划和每月需1000余元的经费预算。

     张国焘没有狮子大开口，他提出的经费预算十分小心，也十分谨慎。

     但陈独秀一回上海立即批评张国焘。

    他说，这么做等于雇佣革命，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自己负责，所有党员都应该无报酬地为党服务，这是我们要坚持的立场。

     据包惠僧回忆：“马林按照第三国际当时的体制，认为第三国际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总部，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计划应在第三国际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行。

    ” 陈独秀则认为中共“尚在幼年时期，一切工作尚未开展，似无必要戴上第三国际的帽子，中国的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特别提出中共目前不必要第三国际的经济支援，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第三国际援助，也免得引起中国的无政府党及其他方面的流言蜚语，对我们无事生非的攻击”。

     双方争论激烈，几次会谈都不成功。

    在一旁担任马林翻译的张太雷着急了，提示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

    不料陈独秀怒火中烧，猛一拍桌子，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作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说完拿起皮包就走，拉都拉不住。

     要不要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接受其经费和受其领导，这是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也是中共中央出现的第一次争吵。

     陈独秀个性极强，说一不二，向来不愿俯首听命。

    他说，拿人家钱就要跟人家走，我们一定要独立自主地干，不能受制于人。

     我们今天看陈独秀讲的话是很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党，没有任何经济支撑，要独立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非常困难。

    党创建之初，上海、北京、湖南、山东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就非常困难。

    你要办各种刊物，你要搞工人夜校，你要出版各种革命理论书籍，还要翻译，这都需要钱。

    还有各地的一些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不能正常工作，不能坚持教书，还要做编辑，还要写文章，你要他们拿什么来生活，以什么样的资金来推动工人夜校、出版刊物等。

    当时上海小组派包惠僧南下到广州向陈独秀汇报工作，连区区15块钱的路费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从私人手里借钱。

     陈独秀开始以革命为职业，便失去了固定职业和固定收入，经济上很不宽裕。

    起初商务印书馆听说他回到上海，聘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月薪300元，他马上接受，但这一固定收入持续时间很短。

    他大部分时间埋头于党务，已经没有时间再为商务印书馆写稿、编稿了。

     窘迫的陈独秀开始经常出入亚东图书馆。

     亚东图书馆的职员都是安徽人，与陈独秀有同乡之谊。

    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有他一部分版税。

    于是他没钱了就来亚东，但又从不开口主动要钱。

    好在老板汪孟邹心中有数，每当他坐的时间长了，便要问一句：“拿一点儿钱吧？”陈独秀便点点头，拿一点儿钱，再坐一会儿，就走了。

     即便如此，陈独秀也不肯松口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有困难总要去解决，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包括陈独秀，他们怎么办？怎么为党工作？怎么认识这个党？是不是接受外来的援助？陈独秀的性格虽然非常刚烈，坚持中国革命的独立性，但面对如此窘境，他也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7.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上） 陈独秀主张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他说：“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有别人帮助固然好，但没人帮助我们还是要干，靠拿别人的钱来革命是不行的。

    ”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援，也不愿意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这是陈独秀很强的独立性的一面。

    陈独秀这个观点，实际上表现了我们早期共产党人一种完全理想化的追求。

    哪一个党人不想独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决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理论再好独立也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后来很快就面临这个问题，最初是想让党员把自己的工资全部捐出来，陈独秀自己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办法，成立这样一个党，仅仅靠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稿费远远无法支撑党的活动。

     陈独秀的强硬使得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非常紧张。

     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很快转机就出现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正在家中与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等5人聚会，被法租界当局逮捕。

    到捕房后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过去。

    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辅成也被捕来，褚辅成一见面就拉着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怎么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这儿来了！” 陈独秀身份当即暴露。

     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有点证据确凿这个架势。

    陈独秀当时就感觉大事不好，起码要坐七八年牢，不会比七八年更短。

     这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起了关键作用，他用重金聘请法国律师巴和承办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释放陈独秀，罚100元了事。

     陈独秀原来估计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狱后才知道马林为了营救他们几人，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关节，方才顺利结案。

     按照李达的说法：马林和中国共产党共患难了一次。

     这次遭遇对陈独秀影响极深。

    他通过切身经历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开展活动、发展组织需要钱，就是从监狱里和敌人枪口下营救自己同志的性命，也离不开一定数量的经费。

    这些现实问题，的确不是凭书生空口的豪言壮语能够解决的。

    ” 陈独秀本人极重感情，一番波折，无形中增进了他对马林的感情和理解。

    李达回忆说：“他们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适当的解决。

    ” 有了这个基础，陈独秀最后同意了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

    当然，陈独秀还是绕了个弯，就是用中共中央下设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

    绕了个弯，下了个台阶，但最后毕竟还是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援助。

     据包惠僧回忆，当时陈独秀与马林达成的共识大体是： 一、全世界的“共运”总部设在莫斯科，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二、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有经济联系的组织。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和预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职工国际批准施行。

     三、中共中央不受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

    如确有必要时开支，由劳动组合书记部调拨。

     那么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们从共产国际给孙中山政府的，给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给冯玉祥的北方西北军的援助来看，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援助，只能说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数额极其有限。

     据陈独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产国际报告，从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产国际协款16 655元。

    因党员人数不多，全党还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

    随着1925年以后党员人数大幅度增长，共产国际所提供的费用远远跟不上这一增长速度了，全党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主要都转到了国民党方面。

     尽管经费援助十分有限，但对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据陈独秀统计，建党初期党的经费约94%来自共产国际，党又将其中的60%用于了工人运动。

    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能够很快在工人运动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同共产国际提供经费帮助分不开，也同中共将其绝大多数用于工人运动分不开。

     党的组织不断发展，以革命为职业者渐多，各种开销日渐加大。

    20世纪20年代脱产的共产党员，组织上每月给30元至40元生活费。

    尽管“二大”明确规定了征收党费的条款，但大多数党员实际生活水平本来就很低，党费收入便极其有限。

    陈独秀在“三大”上的报告称：1922年“二大”之后，“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党员缴纳的党费不足3000元，而同期党务支出已达18万元。

    若再将这一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济难国际等提供的党费、工运费、团费、农运费、兵运费、济难费、反帝费、特别费等总算起来，有近100万元之多。

     比较起来，党的经费自筹数额实际不足千分之三。

    所以尽管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数额远远少于国民党接受的数额，但必须承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8.陈独秀为何无法走出独立自主道路（下） 共产国际对早期毫无经济来源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援助，为中共的发展起到巨大的帮助作用，但同时也因这种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赖关系，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了相当的损害。

     1922年春，马林提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强烈反对。

    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富创见。

    在荷属殖民地求解放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统一战线经验的马林，看到当时中共仅是几十个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与五四运动以后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加上孙中山也不同意党外联合，因此提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用国民党在全国的组织机构和政治影响，使共产党迅速走向工农大众、迅速发展成长壮大起来，这可以说是革命党人战略与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应该说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

    虽然中共党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其独立性而不被吞并？ 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 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马林的建议中还隐含着一些错误估计。

    他认为中国革命只有两个前途，或者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或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终止。

    马林把是否加入国民党看做是决定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生死存亡问题，他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称“中国政治生活完全为外国势力所控制，目前时期没有一个发展了的阶级能够负担政治领导”。

     创见、风险、谬误就这样奇妙地组合在了一起。

     马林在强调国共合作的好处，陈独秀在强调这种党内合作的坏处，一时间与早先的经费之争一样，双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经承认了“各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种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么持久了。

     马林在他的建议遭到陈独秀拒绝后，立刻动用了组织的力量。

     共产国际从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系列命令、决议和指示，批准马林的建议，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并令中共中央与马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

    就这样，在1922年8月马林亲自参加的中共中央杭州会议上，尽管多数中央委员思想不通，但组织上还是服从了，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决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

    说它正确，是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

    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目标与风险成正比，这是任何决策都无法规避的两难。

    夹在两难之间的，是陈独秀。

     长期以来人们说陈独秀的领导是一言堂、家长制。

    包惠僧一语中的：“以后（接受经费以后）就不行了，主要是听第三国际的，他想当家长也不行了。

    ” 曾经叱咤风云地领导新文化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的陈独秀，大革命失败，你说有没有他的问题？面对共产国际作出的一个又一个决议，有时明知不可为，也只有放弃个人主张而为之，确实暴露了他在领导方面、领导力和路线选择方面的问题。

    但是按照共产国际当时那种说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陈独秀的身上，让陈独秀承担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与对共产党路线指导的一切错误，这未免太过分了。

     共产国际的指导有问题，斯大林的指导有问题，但是共产国际不承认，斯大林也不承认。

    最后指责陈独秀用什么语言？《真理报》发表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