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问题。
一位杰出的器官移植外科医生有5个病人，每人需要的器官都不一样，而且如果不移植就会死亡。
不幸的是，医生并没有找到可供移植的器官来为这5个病人当中的任何一位做手术。
一个健康的年轻旅客，偶然路过这个医生所在的城市并顺便来这里进行例行检查。
在检查时，医生发现他的器官可以满足这5位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的所有移植要求……
如前所述，这个问题太容易回答了。
没有人希望生活在一个医生可以经常从偶遇的旅客身上摘取健康器官的世界里，这原因很容易解释。
首先，这会刺激你更不愿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你为什么要在一个健康的心脏很容易被当成公共资源摘走的世界里关注自己的胆固醇摄入量呢？其次，这会让旅行变得越来越罕见。
我宁愿错过美国经济协会的下一次年会也不愿意冒着变成一个（用哲学术语来说）“充满了再创造人体兴趣”的医生的“猎物”的风险。
因此，为了让问题更有趣，我们要改写它，使得它不再对健康者不公平，并且要让它清楚地表明这只是对未来的旅客没有任何影响的一次性事件。
我的同事罗曼·潘克斯（RomanPancs）提出了如下建议：
医生问题修改版。
一个疯狂的哲学家非法拘禁了6名旅客，而且从前5名旅客身上分别割掉并且丢弃了一个不同的器官。
他即将从第六个旅客身上割掉器官，却被突然的闪电吓坏了。
这个疯狂的哲学家跑掉了。
外科医生来到了现场。
在缺乏健康器官移植的情况下，前五个旅客都会在一个小时内死亡。
健康器官的唯一来源是第六个旅客。
医生应该杀掉这个人来拯救那5个人吗？“失忆症原则”貌似支持这种论点，但你的大脑额叶前部皮层很可能不同意。
这个问题几乎让所有人看到了道义论哲学家的本质。
他们认为未经允许而杀人就是错误的，无论后果如何。
另一方面，确切地说，摘取第六个旅客健康器官与切换轨道开关，这两种相关的方式有什么不同呢？我确实没有为此找到合适的答案。
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本能恰恰是错误的，或许医生应该杀掉第六位旅客。
在大多数情况下，正如我相信我的眼睛一样，我也相信我的道德本能。
但有时候我的眼睛欺骗了我，甚至有些光学错觉可能欺骗几乎所有人的眼睛。
我在此的建议是，汤普森教授提出的医生问题可能是一个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会误入歧途的“道德幻觉”。
而道义论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打破道德幻觉。
在这个方面，经济学家可能会比许多哲学家显得更有预见性一些（或者更会思考）。
最近，我偶然在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写的一份报告中看到了这个案例：
头痛问题。
10亿人正在遭受相当轻微的头痛困扰，这将持续一个小时，除非我们杀掉一个无辜的人，只有这样，才可让他们立刻停止头痛。
杀掉那个无辜的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也算得上一个两难的问题。
回答“是”，任何经济学家都会认为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哲学家利用同样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却花费了整整40页纸来讨论并最后宣布答案是“反直觉的”。
以下便是经济学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首先，几乎没有人愿意去支付一美元来逃脱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我们知道这一点，例如，通过对人们购买汽车安全防护用品的意愿的调查便可得知）。
然后，绝大多数人，至少在我假设这种事情会发生的发达国家的人，将乐于支付一美元来治疗头痛（我并不确切了解这一点，但这似乎是很有可能的）。
最后，这告诉我，大多数人认为头痛比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更可怕。
所以，如果我可以给你10亿分之一的死亡概率来取代你的头痛，我是在帮你。
而我所能做的事情正是杀掉一个随机选择的头痛患者。
觉得这个结论奇怪、反直觉（尽管很令人信服）的哲学家必然在现实世界中缺乏生活经验，现实中我们一直赞成杀掉随机的人。
我们开车、修建游泳池、使用液体清洁剂、喝龙舌兰酒，而且我们明明知道会有一些人因此而死。
修路工人为别人能开车到歌剧院而死，那么，为什么人不可能为了治愈其他人的头痛而死呢？
行为的道德成本（1）
行为的道德成本：关掉音响和付给邻居1万美元，盖茨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
见人之得，如己之得；见人之失，如己之失。
《太上感应篇》
电车轨道，疯狂的哲学家，通过随机杀死一个人来治愈大规模的头痛，我相信我们已经通过思考这些极端的两难困境而受益匪浅。
但我们迟早要把这些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指导日常行为的参考指南。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有道德准则都可以被归结为单一主题下的各种不同的表述，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不要对其他人太恶劣。
但没有人或者几乎没有人认为自己会接受道德准则的要求，从而对其他人像对自己一样。
如果你过着拥有两个肾脏的正常生活，你就选择了无视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