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古至今,官吏都并非人人能为，想要加入这个圈子，你必须已经在这个圈子里。

    从秦汉再到魏晋南北朝,所谓九品中正制、举孝廉等等,唐代虽开科举，但却也要行卷干谒,科举之完善兴盛,其实只在于大敏朝。

    但即便如此,若要参加科举，脱不开的便是要找人具结作保，要三代清白,非从贱籍出身,且虽有乡学、县学、府学,还有那各地书院,但一来学费不菲，二来开蒙读书这个环节却并无供给。

    便是天纵奇才,也至少要生在中等农户以上,方才有识字的机会,之后是否有机缘读书考学,那还是两说呢。

     考科举做官是如此，为吏也一样自有规程,按于大郎的认识来说,不论是世代传承的职位，又或是有了秀才、举人功名之后，或捐或买,或由老吏援引,一样也有一个大前提,那便是他们原本就属于这个圈子。

    在乡里村里，也是能和吏员来往的架势人家。

    这一点对维持乡间村里的稳定其实是很重要的，中级班新开的论政课中，便有分析本朝政治得失的寥寥数语，其中有一句于大郎觉得说得非常有道理，即是大敏朝‘皇权不下乡’，乡间自有乡间的规矩！ 那末，乡间的规矩倘若和朝堂的规矩冲突了呢？所谓科举，正是‘天下英雄，入我毂中’，这官吏制度，便是要把乡贤的规矩和朝堂的规矩统一起来，乡中大豪，任其多么桀骜不驯，一旦送子弟入仕考学，便不期然受了朝堂的教化，认可了朝堂的规矩！ 既然如此，那么在科举上的限制也就有其来由了，权力只能在已经认可这批规矩的圈子中流转，也唯有确保乡贤人家的稳定，才能确保朝堂的稳定，倘若人人都识字，人人都可考科举做官，压根无需做保，那么天下该是如何的混乱景象？乡中人家，此起彼伏，你争我夺，恐怕天下比如今这外族入侵、苟延残喘的时刻还要更乱上几分了！ 这些道理，于大郎从前并不能尽数明白，有不少是他在上了论证课后方才懵懂明白的，也有些则是从父辈的议论中偷师。

    买活军实在是不同于古往今来所有乱党，它令原本的读书人在这个制度下觉得格外的压抑，并没有‘习成文武艺、贩于帝王家’那欲拒还迎，暗藏的矜持和得意。

     所有乱党起家之时，往往规矩混乱、令出多门、不成体系，正如昭烈求武侯、萧何遇刘邦一般，需要一个能懂得手艺的大管家为他们厘清规矩、划定赏罚，也就势将已流传了数千年的儒教引入新的武装力量中。

    也因此，每当群雄逐鹿时，新军阀是否拥有政治声望，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他对读书人是礼遇或是漠视。

    唯有重视知识的军队，才被认为拥有更好的前程，治理天下离不开他们儒教的读书人，这几乎是深植在所有书生心中的自信。

     但买活军却并非如此，买活军极度重视知识，他们传播知识的效率、速度和决心，甚至还要超过满口嚷着‘教化天下’的儒生，大多数读书人追求的其实只是乡贤阶层中散播知识，但买活军却不然，买活军要求所有人都读书认字，而他们的决策是如此精明，管理是如此精细，在在显示出他们已有了一个成规模的管理体系，甚至比儒生所能想象得更为先进。

     买活军或许是不需要儒生的！ 这个感悟，怎么能不让于县令为首的读书人忧心忡忡？便是于大郎也实在是想不通，他从深心来讲，其实并不反感把知识向所有人散播，甚至授课的过程能给他带来一种几乎是本能的、深深的愉悦。

    但买活军那面向所有人的招聘考试，却令他实在是大惑不解，于大郎不信谢六姐看不透里头的纠葛。

    大敏朝皇权不下乡，难道是官府不知皇权不下乡的弊病么？倘若身处其中，便自然知晓其中的苦衷——实在是办不到啊！ 就以临城县为例，临城县在未凋敝以前，辖下村落便有百余，镇六，乡九。

    其中半日可到的乡镇不过是二三座而已，其余乡镇村都要一日以上的路途，买活军占据临城县半年，也只是修好了一条主路，把半日可到的乡镇数量扩展到了三镇二乡，从乡镇而往村落，离开主路之后，要走的还是崎岖小道，于大郎算是运气不错，被分到的村落多数都离县城较近，他有些同学光是在路上就要走一天半，下乡后便只能住在当地，每周回来换值。

     而与此同时，县衙里的吏目又有几人呢？不过二十余，便是把他父亲于县令的幕僚团再扩张个十倍，哪有足够人手来管理这么多的乡镇村呢？若是同时有两村出事，需要县里派人前去查看，那么县里的许多公事便会被因此延宕。

    王朝只能将乡镇村的统治半委托给乡贤人家，也因此，吏目几乎都出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