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一边到各个城市贴小广告，一边在公益组织里求助，有时还会花钱在报纸、电视上打广告。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子之路，他们手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寻子互助群，上面全部都是走丢孩子的父母。

    大家在这些群里相互鼓励，提供线索。

     张琦和孙锦芳第一次了解，中国每年竟然有这么多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走丢。

    接触得越多，两人对找回孩子的信心就越少。

     “后来，我们在路上一整天都不说话。

    ”孙锦芳说她和张琦两人，在寻找接近一年的时间后，已经变得麻木。

    他们只是沿着高速路开车，一个站口一个站口地下，飘**到哪里就在哪里粘贴小广告。

     两人每天最害怕的是晚上临睡前的5分钟。

    因为他们有个习惯，睡觉前会把手上的中国地图打开，每寻找过一个地方，就会在地图上画个圈。

    但地图仿佛有自动清洗功能，圈圈永远画不完。

     2007年的大年三十，孙锦芳张琦把车停在高速路上的紧急停车带，听着车载广播的节目，就着饼干矿泉水度过了新年。

     2008年初，在双方父母、亲戚、朋友的日夜轮番劝说下，孙锦芳和张琦停止寻子之路，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开始朝九晚五地上班，健身锻炼，电影麻将，周末还会请朋友来家里吃饭，绝口不提儿子的事。

    这样过了3个月，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两人已经迈过这道坎时，他们选择重新出发。

     “大家说的我们都懂，就是做不到。

    ”孙锦芳说自己也知道重新生一个孩子，安稳上班就不会这么辛苦，两个人一直飘**在外面，路途可能漫长，也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但还是无法放弃。

     我当时觉得孙锦芳在撒谎，你都懂了怎么会做不到呢？后来才明白，有一类人会在权衡过所有利弊之后，选择一条最难走的路。

     他们又找了3个月，还是渺无音讯。

     一天，孙锦芳和张琦站在一个县城下属镇的电线杆旁，把手上最后一张寻子广告粘贴完，去车子后备厢拿备用小广告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存货。

    他们痛哭起来，歇斯底里地打了一架。

    孙锦芳把张琦的脸抓花，张琦把孙锦芳的眼角打出血。

     当晚，两人在一家很简陋的旅馆**，互相给对方擦拭药水，之后做了一次爱。

    这是他们一年来第一次**。

     孙锦芳当时已经打算放弃，但张琦很认真地和她保证：他们一定会把孩子带回来的。

     张琦和孙锦芳想的办法是，打入人贩子这个行业，至少会离自己的孩子近一点。

    他们开始给公厕、街边买卖人口的小广告打电话，假装自己是买主，想要借此机会和这一行的人搭上话。

     小广告上预留的电话号码，连续十来个都是空号，后来总算打通一个，对方要求必须要先打预付款才交人。

    张琦和孙锦芳没办法，只能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户头汇款一万元，结果再没回音。

    孙锦芳两人陆陆续续被骗了四五万，甚至有一次遇到警察钓鱼执法，被关了几天，受了点苦。

    人贩子太谨慎，两人毫无办法。

     后来，张琦慢慢琢磨出门道，要混入人贩子这一行，不能过于直接，要懂得曲线救国。

    做这些犯法生意的家伙，只会信三教九流的人。

     抱着这样的想法，两人开始挑选适合进入的行当，最后一致决定去当乞丐。

    乞丐相对容易伪装，也没有入行门槛。

    张琦和孙锦芳不再开车，十多天不洗澡，拿着一个破碗，吃最便宜的快餐，睡在桥洞、工地、公园这些地方，买了点颜料，找块板子写上编造的悲惨故事，跪在地上沿街乞讨。

     他们很快融入乞丐这个角色，等到两人觉得自己已经变成真乞丐，就开始试着接触其他的乞丐。

     “出来这么久，就那几天最开心，对吧？”孙锦芳问张琦，还记不记得那几天，她每天晚上都要在张琦的怀里才能睡着。

     张琦没回她。

     说到这里，时间到了下午1点，该吃饭了。

    我对这个时间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张琦说：“3个钟，你刚好要付给我老婆3个小时的点钟钱。

    ” 我提议请他们去外面吃，两人没同意。

     只见孙锦芳从床底拿出一个电饭煲，两个碗，两双筷子。

    没有饭勺，他们用碗反扣着打饭。

    她又打开桌子下的一个抽屉，掏出一个白色的塑料袋，袋子里是玻璃瓶装的红色辣椒酱，辣酱已经见底。

     孙锦芳用筷子把辣椒酱涂到白米饭上，递给我，让我搅拌一下，“很好吃的。

    ”她告诉我。

     我拿起筷子，问她哪里来的辣酱。

    孙锦芳说是托老乡买的。

    “你现在还能托谁？”我问，她笑笑，没说话。

     我尝试着吃了两口，饭很凉很硬，有点馊味，辣酱确实是熟悉的味道。

     孙锦芳自己没有吃，脸上露着笑容，一小口一小口地喂张琦。

    看到张琦艰难地吞咽，我觉得这顿饭吃得很诡异，就问他们想喝什么牌子的白酒，我出门找朋友拿，保证正宗。

     孙锦芳没说话，看了一眼张琦。

    张琦朝我摇头，幅度很小，“我不喝酒。

    ”张琦说，自己从前就不爱喝酒，而且他酒品不好，喝多了会被家里人嫌弃。

     看他说得很自然，我愣了一会儿，用左手食指戳着自己右臂，再看向他：“你都这样了，还怕什么？” 张琦朝我笑一下，眼睛睁大了点，“保持一些以前的习惯，让我觉得自己是个人。

    ” 每个城市的乞丐大部分是固定人员，都是相互拉帮结派，很少有外来乞丐能够单独混饭吃。

    张琦和孙锦芳两个人，就选择待在安徽芜湖，加入其中一个团伙。

    这之后，两人正式开始乞讨生涯。

     张琦说，乞丐内部也分等级。

    老大身边的亲信可以去比较繁华的地段，例如车站、步行街，而不招老大喜欢的家伙就只能去偏僻、人流量少的地方。

    孙锦芳和张琦就只能去中小学校附近，收益不多。

     这一行待的时间久了些，他们觉得乞丐也分好坏。

    好乞丐只是假装自己是残疾人骗取同情，坏乞丐则是偷蒙拐骗无恶不作，小到偷街边的电缆、路上的井盖，大到帮一些地痞流氓对女性企图不轨。

     关于这个，据我所知，乞丐并没有张琦说得那么恐怖，大部分都是些好吃懒做的可怜人，而且胆子普遍都不大，违法犯罪的事也不太敢做。

    毕竟要是有这胆量，早去混别的行业，不做乞丐了。

     张琦和孙锦芳觉得，一些乞丐因为熟悉当地的情况，会选择和人贩子联合，告诉人贩子哪里容易作案，哪里的小孩出没的次数多。

    张琦问他的老大认不认识人，让他也加入人贩子这个行业，他想发财。

     张琦当时的老大是个50多岁的老乞丐，四肢健全，无儿无女，一生都在行乞，平常没事还会挑逗孙锦芳，占点小便宜。

     这样一个人，在听了张琦的话以后，把他狠狠打了一顿，叫张琦带着孙锦芳滚。

     老乞丐看不起人贩子。

     张琦和孙锦芳并没有就此放弃。

     他们很快又加入另外一个乞丐团伙。

    这个团伙的成员比较复杂，其中有人能和一家比较大型的拐子团伙联系，张琦就此正式接触人贩子行当。

     人口买卖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存在，包括买家卖家以及中间的抓人渠道，都有很严格的控制。

    人贩子一般是两到三人为一个小组，而且内部有业务范围划分：小孩和年轻女性是其中最大的经济来源。

     我接触过一些人拐子，虽然不像张琦说的那样有专业分工，但大部分还是有一套自己的流程，一般是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两三个人就开始全国各地流窜，很少有超过五个人的，甚至很多人是因为听到附近村子有人想要买老婆，单枪匹马跑出去抓人。

     张琦选择加入的人贩子组织因为规模比较大，所以有一个入伙考核。

    考核的标准就是成功拐卖一个人口，时间越短，质量越好，考核打分就越多。

     张琦和孙锦芳原本是想慢慢在这一行打探消息，看能不能凑运气打听到自己孩子的下落，没想过真的要当一个人拐子，因为这已经是实打实的犯罪。

    但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孙锦芳和张琦两人积攒的思念之情超过一切。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他们不想放弃。

     仅仅商量了一个晚上，他们就告诉拐子团伙里的老大，自己夫妻选择加入，但是不偷小孩，只搞女性。

     “自己的孩子是孩子，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嘛？”我问孙锦芳。

     孙锦芳没回答，而是转头看向张琦。

    张琦盯着我看了看，才说道：“是我逼着她做的。

    ” 张琦和孙锦芳选择了一所大学附近，那儿有一段道路比较阴暗，头顶的路灯不知道被谁打破，很适合作案。

     当时是两人加上组织里提供的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手，三人守株待兔。

    等了有一刻钟，晚上10点多的时候，终于有一个女大学生经过，看样子是着急回寝室。

     组织的老手从阴暗处窜出，装作问路。

    女大学生很谨慎，摆手说自己不知道，同时加快步伐，想要快步离开。

    但是老手紧随其后，在旁边不停地说着话，甚至伸手阻拦，想要女大学生停下来。

    女大学生很紧张，就差要起步逃跑。

     这时候，张琦和孙锦芳出现，两人手挽手并肩走来。

    孙锦芳看到女大学生以后，一把拉过来，和她搭话。

     女大学生一开始很惊慌，但看到孙锦芳朝她不停使眼色，张琦又守在一边，对老手怒目而视的模样，一下子反应过来。

    她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人。

     女大学生机灵，顺着孙锦芳的话接下去，有一茬没一茬地聊天。

     孙锦芳出身富裕，说话好听，人也长得漂亮，给人的信任感强，而女大学生的社会经验比较少，没多久就完全信任了孙锦芳。

     “那姑娘太傻了。

    ”孙锦芳说自己看时机成熟，就对女大学生说，看她一个人不安全，自己有车可以把她送回寝室。

    女大学生就此上了三人预先准备好的车子。

     孙锦芳打开车门，叫女大学生上车。

    女大学生刚抬腿，就被旁边的孙锦芳推了一把，整个人跌倒在车厢里。

    张琦冲过来捂住嘴巴，老手负责拿绳子捆绑住手脚，没几分钟，女大学生就被控制住。

    三人赶紧开车前往据点，郊外一个村子的民居里。

     后来发生的事，张琦没参与也没阻止，孙锦芳早早就上床睡觉。

     这之后的两个月，张琦和孙锦芳流窜于四川、湖南、贵州。

    业绩突出的两人在团伙内地位攀升，很多人开始管他们叫张哥、孙姐。

    趁此机会，张琦提议去浙江温州做案子，众人纷纷点头。

     其实早年间的东南沿海省份，拐卖儿童的案件屡禁不绝。

    因为经济发达，家庭条件优渥，小孩长得水灵，所以价格普遍比西北内陆地区的孩子高一些。

     张琦选择回到温州，是因为他认为当初自己孩子走丢，肯定不是小团伙作案。

     温州外来人口众多，鱼龙混杂，主要地区的乞丐都是扎堆结队，更何况人贩子这种暴利行业。

     儿子丢失在市中心，而中心区域向来都是大团伙的自留地。

    我能理解张琦的推断，因为在底层的灰色产业链中，很多人没读过书，却都掌握一个技巧：人群中一眼就能发现自己的同行。

     人贩子常见的手段是事先踩点蹲点，在人来人往的地方静静等待机会，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后面进来的小团伙就很容易被发现。

     犯罪团伙都遵循一个原则：越小越难找，越大越显眼。

    张琦觉得自己终于有了一点线索。

     重新返回温州，张琦通过团伙里专门负责各省份踩点地盘的家伙，顺利联系上当地比较大的乞丐团伙。

    在给了一些开口费之后，张琦知道温州最近有哪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