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令公”——也就是说二百多年以后才出现的这种称呼。

    唐代最有名的“令公”当然是郭子仪郭令公啦——不过这个时候多以尚书、中书两省次官同平章事为宰相，令则多授藩镇，其实不预政事。

     到了晚唐以后，中书令越封越滥，简直成了武将专有的加衔，所以在民间传说中，就连杨业都被称为“杨老令公”了——其实他官止云州观察使、判代州而已，距离中书令还有十万八千里远。

     故此在是勋的印象里，一提“令公”，多为武夫也，如今这称呼加在了自己身上，怎么听着怎么别扭啊……可是又不好禁绝，只能忍着……当下刘廙说是令公你未免太小题大做、危言耸听了吧？是勋心说日本将来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危害，我这会儿说出来，肯定没人信——“今二十三国来朝，异服之使，并列阶前，何其荣耀，可彰中华之盛也。

    若异日止二三国来朝，知者晓其兼并，不知者以为中国将衰，是以外邦贡使寡也，奈何？” 刘廙一皱眉头，说你这话虽然挺没溜的，但我喜欢……好吧，那就如你所言吧。

    于是诏拜二十三国倭王……倭地酋长皆为侯爵，各赐名号、金印。

    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因此也做不成“亲魏倭王”，他的使者光得了一颗“亲魏侯”的印信回去。

     倭使贡献方物甚多，但价值却不高，也就毛皮、倭锦、男女生口（奴隶）之类罢了，曹髦将贡物班赐群臣，奴隶则发皇家工坊劳作。

    崔琰帮他列了长长的一份赏赐品单出来，包括黄金、美玉、铜钱、铁刀、蜀锦、珍珠、铅丹，等等，足足四十多款，论价值不下贡品的百倍。

    可是度部尚书司马朗当场就给否了，说关东还在打仗呢，蜀地也没有彻底平定，我没这份儿计划外开销。

    公库动不得，那就动私库吧，然而又遭到门下监刘放的谏阻：“前陛下践极，赐群臣金帛，以国用未足，取诸内帑，今若重赐，乃将罄尽矣。

    ” 曹髦一皱眉头，说我真就那么穷吗？是勋奏道：“所谓积土成山，积水为渊，今若重赐，后再有贡者，必从此例，是贫中国而富四夷也……”中国传统的朝贡制度，最终就酿成了这种恶果，导致到了明朝，要明确规定藩属的进贡次数——你要是年年过来，那我非破产不可呀。

     “且蕞尔小邦，得金玉无所用，得绢帛不能织，唯炫其华彩而已。

    是中国之赏厚，而彼邦之德薄也。

    ” 他说我跟秦朗仔细打问过了，倭地没有好铁，部队基本上还在使用铜兵，而且他们就连铜的冶炼技术也很落后，不能制镜——“胡不赐以镜、剑，既不劳中国，而又能得远人爱也。

    ”日本列岛这时候，大概处于弥生时代晚期或者古坟时代早期，后世考古发掘出最常见的礼仪用品，就是从中国输入的铁剑和铜镜，甚至其中贵重者，还成为了日后大和王朝政权的象征——所谓“剑、镜、玺”（玺指本土勾玉）是也。

     那么既然倭人喜欢这些玩意儿，咱就送他们这些玩意儿吧，比送黄金、白玉要惠而不费多啦。

     曹髦准奏，即赐各倭使铜镜、铁制刀剑，以及价值千金的铅丹和铜钱——就这论时价都已经是贡品的将近十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