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
非但政事堂乌烟瘴气，宰相为了笼络两院支持他的一派，也千方百计让法权事权，最终两院也如政事堂一样，成为一言堂。
而为了确保双方合作持续，各守其利，接着他们还要对宰相推选制下手……
这是一道罪恶之门，一旦开启，党争就将替代治政，成为政事堂和两院所有活动的主脉。
唯一的好处，就是宰相和两院手脚放开了，想干什么大事，牵累会少得多，而两者之间的争斗和牵累也少得多。
而英华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政事堂和两院从过去领着国家走的姿态，开始渐渐变成了被国家推着走。
政事堂和两院相争，到了现在，已渐渐演变为拿民人之利来陪斗。
一件事浮到国政层面，两者之争下，得出的往往是坏的结果。
就像巴旭起任宰相时，改行省分治之制，要将农税之权归拢到政事堂，以确保工商大盛下，农人之利不被大侵，同时均衡贫富省份的差异。
跟两院斗了好几年，结果政事堂只收了个名义，富省抱怨，贫省也没落到多大好处，农人之利也比期望所得少得多，政事堂也背了骂名，两院也有一大堆人背责下台。
有争才能成制，有制才能顺势，这已是英华朝野共识。
但这争是有界限的，尤其在政事之权上。
英华现在的格局是几十年来一步步走出来的，不能随便大动。
政事堂和两院这种既定格局要改，就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周煌当然得朝最坏的结果想。
这一系列推演里漏了皇帝，有皇帝在，能抑止党争之弊，让其不妨害国家吗？
这就要说到此事的第三点了，皇帝会怎么看政事堂与两院格局之变？
联系到华夏一统后的十多年来，皇帝屡有收权之迹，答案不言自明。
皇帝怎么能容忍两方携手掌大局，自己却被挤到边缘去呢？非但皇帝不能忍，大多数国人也不能忍，尤其是没有选人资格的一般民人。
在这些人看来，这个国家是仰赖皇帝圣明，好日子就算不是皇帝赐下来的，也是皇帝领路，带着他们挣来的。
你们官僚和院事老爷们，一头狮子一头老虎，就是想着把唯一能制你们的皇帝赶跑，然后就能联起手来，肆无忌惮地吃人了吧？
什么？你们是为以后着想？现在皇帝圣明，不等于以后的皇帝圣明？谁管以后的事？你们这些读书人，就喜欢拿以后怎么怎么样来忽悠人。
伸张自己的利就得如此？咱们老百姓除了吃饱喝足，不被人欺，还能有什么利？这还需要伸张么，一头猪都知道的事啊！
上有皇帝，下有小民，该都是不能容这般党争的。
让周煌对此事心惊肉跳，下意识就反对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此时英华官僚多重名节，就如青木昆阳所述，宋风复兴。
英华官员待遇直追宋时，贪渎虽有，却只盛在海外，而且程度远不如旧世。
英华开今人世，立君民相约之国，受天人大义熏陶长大的士子们都有一股天下在我的责任感，再有儒家在民以及天庙和报业舆论兴盛的背景，社会对个人品德也非常看重，因此官员们都以君子之德为准绳。
君子之德里，群而不党是很重要的一条。
这不党不是说不结党，而是说不以党涉政事，而是以中庸本心治政。
英华官场当然不是清澈的，君子之德也是面上的东西，但至少大环境的风气如此。
因此结党这事，一旦身为官员，就会非常谨慎了。
诗画词曲学术等等会社那是无碍，可类似同乡、同窗这种会社，在英华官场上虽有，却都很低调。
大家都清楚，这类会社利于结党谋利，用来联谊也就罢了，搞更深的东西，顾忌很深。
国中报纸最喜欢刺探这类情事，都察院也最喜欢从这类关系入手去查请托徇私之行。
不管出于公心还是私心，周煌都视刘纶的提议为毒蛇之信，连带对本很尊崇的刘纶也无比憎恶了。
周煌镇定下来，对刘纶冷声道：“刘院事，刘总祭，你这是要祸乱天下啊！哦，我忘了，你本就祸乱过一次了。
”
年过五十，宽额方脸的刘纶一身正气，深邃目光中满是平静，身上那股天庙的出尘之气浓郁无比。
听周煌唤他总祭，还提起往事，刘纶淡淡一笑：“周朝散（周煌爵位是朝散大夫），天下之所以得兴，之所以能进今人世，就在人人伸张己利，看起来就是万马奔腾，尘烟喧嚣，就这点来说，天下一直在乱，只不过乱中有序而已。
”
“十年前的旧事正是如此，我不出头，天庙也总会有人出头，当时不出头，他日也会出头，当事不出头，它事也会出头。
我能出头担此事之责，还能抑害，待他人他时它事出头时，就不是那般情景了。
”
十年前，南北虽一统，却隔阂诸多。
那时同盟会已散，南北事务总署已散，除了政事堂还能注意着维持南北相融之局外，南强北弱，强食弱肉的格局渐渐显现。
毕竟那时除了山东外，其他地方还处于“训宪”状态。
不仅江南岭南工商以资本凌压北方，政事堂在诸多事情上也有歧视之举，矛盾最突出的是文教事。
北方士子受到严苛审查，能进入朝堂中枢的很少。
北方的学校比南方多了讨伐旧世之罪的诸多课程，课本也是另编的。
朝堂鼓励南方学界到北方办学，而北方自己办学却受到诸多限制。
在这个大背景下，十年前发生了一件大事，河南开封府几家小学的迂腐夫子，不满朝堂所定蒙学教材里对满清康熙皇帝的彻底否定，义愤之下，给学生们宣讲《康熙圣训》。
讲了大半年才有人告发，开封知府以违朝廷学理大义之罪抓了这些夫子，还准备将此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