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爷一样了吗？” 诸葛际盛如此教训被软禁起来的前恩主允禄，他果断踩着允禄的肩膀，投向了高起、阿桂和永和皇帝集团，而这也是鲜人儒生集团的选择。

     不少宗室出逃英华，宁愿接受英华大判廷的审判，也不愿呆在建州朝鲜，因为下场就只有一个：以病死之名被杀。

    允禄和其他亲王层级的大人物还没落到这种悲惨境地，但附从他们的部属就不可能幸免了，就算死不了，也被全打为“汉人”，终生服劳役。

     永和八年，永琪真正掌政，但这仅仅只是政争的开始。

     随着国家处境不断恶化，以及永琪对军人集团的猜忌，永和十年，新一轮权柄之争再度爆发，这一次是永琪联合高起向阿桂发难。

    阿桂不仅握有南线四五万重兵，还极力反对“暗开国门”，以解决国家的经济困境。

     阿桂主张发动有限度的战争，从大韩那边拿到真正的和约，如此不仅能糊住国中人心，还能改善国家处境，争取将建州朝鲜与英华的关系缓和到相对正常的地步。

     这一套方案的核心在于，阿桂认为，建州朝鲜的族争论和血脉论是将自己置于英华死敌的地步，在感情和立场上没什么问题，却不利于实际。

    建州朝鲜要存续，满人要存族，就得改变策略，着眼于实际。

     而永和皇帝和高起的看法却截然不同，永和皇帝是自以为还能跟英华掰掰腕子，满人天下无敌，遗憾的只是满人太少。

    高起则认为英华亡满人之心不死，总有一日要覆灭建州朝鲜，族争论和血脉论绝不可废。

    而出于实际，就该一面维持国中人心，一面暗开国门，跟英华伪以周旋，以利国中贸易。

     双方的诉求面上看似差不多，内里实质却南辕北辙。

    而阿桂手握重兵，建州朝鲜与韩国的贸易往来也都由他把持，更为永和皇帝与高起忌惮。

     这场争斗由缓转急，到永和十二年，建州朝鲜真已是满地饿殍，双方的矛盾也被逼着激化。

    阿桂喊出了皇帝身边有奸臣的口号，威胁要清君侧，而永和皇帝和高起一方一面笼络阿桂的部属，一面减削阿桂的兵权。

     就在内战即将爆发时，开城道鲜汉起义缓和了双方矛盾。

    阿桂领兵镇压，意外地发现起义军骨干是新出现的“大同社”，这个会党的大义根基又来自英华的《人衍资本论》一书，作者是英华大贤李方膺。

     这股被称为“大同新义”的思潮，根骨来自墨家的均平大同，可论述却更为详尽透彻。

    认为人世是按阶级划分，资本阶级垄断一切生利之器，劳工阶级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力。

    原本该自己所得的酬劳绝大多数都被资本阶级搜刮走，自己所得还不够温饱。

     《人衍资本论》原著是在构想未来工坊满天下，工人占人口多数时的情形，而且还认为有西家行的存在，以及天人大义、国宪律法体系、两院制等保障，工人也能开智，可以在不坏一国的情况下为己争利，乃至推动一国化新。

    同时资本阶级和劳工阶级并不是固定群体，它只是一层壳，其中所容纳的个体是在时时更新的，未来的隐患在于这些个体会沉滞下来，又如旧世一般，世代延续不替。

     尽管有这么多解说，但这不妨碍鲜人儒生转译时，怀着满腔愤懑，将资本阶级替换为满人统治者，将劳工阶级替换为被压迫的鲜人。

    而《人衍资本论》里所描述的，没有阶级之分的理想国，也被鲜人儒生想象为可以立于人间的天堂之世。

     阿桂当时所见的大同新义，还是混合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粗糙之作，但足以让他毛骨悚然，由此更加坚定了转变国体，明开国门，以保满人存族的思想。

     永和十三年，阿桂准备以出身不正，血统低贱，却窃据朝堂，挟皇帝为傀儡的罪名讨伐高起父子，可没来得及举兵，就被部下卖了。

    考虑到他是开国元勋，正牌满人，永和皇帝和高起也不敢杀他，就将他一家囚禁于开城，阿桂就此彻底退出建州朝鲜的权力舞台。

     即便置身牢笼，阿桂也没有闭上眼睛，他满腔热血地注视着国中局势的变化，希望能看到满人安然存族的一条明路。

     遗憾的是，几年看下来，他只看到绵绵不绝的争斗。

     永和十五年，“大同新义”在建州朝鲜获得了进一步完善，大同社在各地揭竿而起。

    鉴于上层鲜人与满人一同居于统治者地位，而下层贱民中的“汉人”也容纳了众多异族，各方力量汇聚在一起，使得大同新义开始脱离单纯的民族矛盾，转为阶级矛盾为主。

     受族争论的启发，大同新义将人世格局描述为你死我活的阶级之争，李方膺乃至李肆都没有预想到，《人衍资本论》会这么快地成为造反者的指导纲领。

     这一波大同社的革命浪潮，不仅致力于推翻官府统治，还开始摸索着建立“大公无私”的人间天国。

    所有物品归公，男女分营，一切由上级安排，物资供给的配给细致到一根针。

     这股革命浪潮由咸镜道而起，短短时间内就席卷邻近三道，兵锋直指平壤，建州朝鲜的统治者们慌得人仰马翻。

    高起领兵出征，阻义军于咸兴府，局势稍缓。

     此时永和皇帝和鲜人官僚集团不得不正视国中危机，开始认真考虑早前阿桂的策略，但高起却悍然以权柄压下此议，还杀了不少跳出来建议跟韩国和英华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满鲜官员。

     永和皇帝和鲜人官僚集团自此视高起为眼中钉，而当高起将这一次起义浪潮镇压下去后，他也成了被镇压的一方。

     对比高起的败灭，阿桂算是幸运者了。

    永和皇帝之所以能轻易解决高起，是因为高起的两个儿子，高澄和高挚也在争权。

    高澄自认为是长子，理该继承高家权柄，视自己为高起第二。

    可高挚却认为自己跟皇帝多年相处，是自己护着皇帝过来的，高家的权柄来自皇帝，他才更有资格代表高家。

     高澄坚定站在父亲一方，高挚不知是理念之差，还是权柄之嫉，最终站在了永和皇帝这一边。

    当高澄被高挚领兵秘捕时，仰天咆哮道：“高挚！你枉为高家子，枉为我胞弟！”而高挚却冷笑道：“这话该我来说才对，谁让你要跟父亲一起挡万岁爷的路？” 当阿桂听说高起高澄父子被圈禁，半月后“病故”的消息时，也忍不住怆然唏嘘。

    多年前，他与高起携手，将永和皇帝从盛京带到了朝鲜，建起了建州朝鲜一国。

    而高澄高挚兄弟也一内一外为此壮举立下大功，事迹不仅留于史书，还被写成戏文传唱，为了权柄之争，却落到这般地步。

     永和十六年，建州朝鲜的权柄终于落到了永琪和高挚这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