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技术更有优势的隐形眼镜材料，是以“γ聚谷氨酸”为基底、加上几种甘油醚类交联剂的水合物。

     但是，最后的成品材料里面、γ聚谷氨酸的聚合度要达到多少？聚谷氨酸和甘油醚交联剂、水合剂的百分比各是多少时，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或者至少能做到比目前市面上的隐形眼镜材料脱模精度更高？ 这里面，往少了说做几百组对照实验都是有可能的。

     顾辙之前参加实验考试的时候，能满分过关，那是仗着他作为重生者、而且机缘巧合前世对那年的全球总决赛考题怀着巨大怨念、反复练过、印象深刻。

     论真实的化学实验操作能力，顾辙是不如奥赛时正牌省一、并且以实验操作拉开分差的孔超凡的。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顾辙做好实验规划、计划，让孔超凡帮他动手。

     最好还是把吴丹青也拉进来，大家分组做同样的实验、只是把不同的配比任务分下去。

    这样对于将来保护顾辙的成果所有权，也是最好的。

     因为在科技界，成果从来都是主要属于科研规划和实验设计的。

     除非是非常难、没什么人能操作的牛逼实验，才有可能给操作者也分成果—— 比如当年杨振宁李政道拿诺贝尔奖的那个成果“宇称不守恒”，需要做一个“观察钴-60原子核β衰变放出的电子的出射方向”的实验， 但杨李都是理论大牛、实验不太行，最后借助了吴健雄的实验操作。

    但拿奖的时候也没见吴健雄能分享诺贝尔奖啊。

     除了这种极端特例，其他普通科研，实验操作者地位就更低了。

     发现链霉素的uc伯克利的瓦克斯曼教授，当初就是提出了“在各种抗杆菌灰霉土壤中分离抑制结核杆菌抗生素菌株”的实验设计，独享了1952年的诺贝尔医学奖。

     至于亲自操刀发现链霉素的那个研究生阿道夫.舒尔茨，他只是个根据瓦克斯曼教授实验计划具体动手的工具人，像他那样的工具人同组内还有很多。

    只是他运气好、他分离的那部分抗杆菌土壤里刚好有链霉素，怎么能把成果算给他呢？ 阿道夫.舒尔茨还试图打官司告瓦克斯曼教授，最后法院判他屁都得不到——当初教授又不是没付工资，那只是两清的雇佣关系，需要人操作而已。

     顾辙这也不算剥削人，至少他在开工资的时候，肯定比瓦克斯曼那种诺贝尔奖得主要慷慨。

    （按收益比例来说顾辙更慷慨，不是比绝对金额） 孔超凡和吴丹青也没妄想，他们也知道，这种基础的实验操作、反复的成分百分比试错，确实不可能要求太多。

     所以几人就这么在饭桌上聊定了。

     顾辙因为聊天，吃饭稍微慢了点，这时才心事尽去，把最后几口饭菜立刻扒拉完。

     就在这时，食堂门口走进来几个同班的女生，其中一个比较五大三粗的，正是一个多月前去法院围观过顾辙官司的张涵。

     她一看到顾辙，立刻小布跑过来跟他通风报信： “顾辙！你最近都忙什么去了！上课也不见你积极，考试分数也没最好，听说有人不服你这成绩能拿邱成桐奖学金，去院办质疑你了。

     还有人匿名在校内论坛上乱说话，说这事儿有黑幕，你这几天有空赶紧找一下郭导员解释一下情况吧。

    ” 吴丹青闻言，也是脸色微变：“我是班长，我怎么都不知道？唉，顾哥，你看你，被我说中了吧。

    ” 顾辙却依然气定神闲：“奖学金什么时候轮到一波考试成绩就能决定了，我不急，等导员找我就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