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水浒传》相比，不能不说是相形见绌。

    华师大古典文学教研室郭豫适、简茂森教授指出：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

    但取经四众中，唐僧和沙和尚这两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就比较差。

     唐僧的精神面貌和性格内容显得比较贫弱..沙和尚形象就显得更为苍白模糊、缺乏鲜明的个性。

    ..看来，编述神奇生动的故事，吴承恩是很擅长的。

    但比起施耐庵、曹雪芹在同一部小说里塑造出成群的使人读了不能忘记的鲜明的艺术形象来，《西游记》在这方面就逊色了。

    ①《西游记》还有一些明显谬误或败笔，如书中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简称为《多心经》，并派生出“多心和尚”的故事；如石猴拜师学艺、师父须菩提面目的不释不道；再如唐僧与八戒喝子母河水怀孕、师兄弟之间无聊地插科打诨等等。

     谈一部古典名著的不足，并不是要否定她。

    而是为了丰富、完善她。

    吴承恩是在继承《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平话》、《西游记》杂剧等丰富的民间文学基础上，创作出《西游记》的②。

    真善美战胜假丑恶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历经艰难方取得真经，也是中国人的哲学。

    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写不是“抛弃”，而是哲学上所谓的“扬弃”。

    这种隽永的题材是不应受时空限制的。

    中国文化是一条长川，莽莽苍苍从久远流来，她不拒涓流，方成江河。

     《西游记》的最大特点是浪漫色彩浓郁。

    《新西游记》在保持神话色彩的基础上，更侧重于写实，使诸佛菩萨、神魔鬼怪皆有“人性”。

    这也是《新西游记》的定位。

     将神写作凡人，希腊神话恐怕要算是最好的例证：万神之王宙斯是个婚外恋专家；众神也“有父母，有子女，有家谱..有一个和我们差不多的身①索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西游记·前言》。

     ②据《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最晚自南宋起，便有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开始把各种神话与取经故事“串联”。

    并出现了猴行者的形象。

    在元代，取经故事已经定型，有了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师徒四人的取经队伍。

    据（永乐大典》与朝鲜《朴通事谚解》提供的资料证明，元末明初曾有一本类似平话的《西游记》，“完全可以肯定，在吴承恩著《西游记》之前，取经故事的主要内容已基本具备”，”重要情节甲已定型，力吴承恩后来的创作提供了主要的素材，打下了相当的基础”。

     体，有痛苦，会受伤”①。

    最著名的公案发生在珀琉斯的婚宴上，三位女神为争题有“属于最美者”的金苹果，纷纷“贿赂”裁判特洛伊王子，最终导致了十年的特洛伊战争。

    神人的七情六欲、生生死死，成就了不朽的《荷马史诗》。

     中国的神灵呢？——他们高坐庙堂，不苟言笑。

    人们对其敬而远之。

    国人不像希腊人那样明确，”知道神是自己造出来的，他以自己编的神话为游戏”②。

    国人自己造了神，又反过来让神成为自己的精神枷锁。

    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利用这一点，自称“真龙天子”，让天下百姓服服帖帖、心悦诚服地接受压迫剥削。

    吴承恩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将神“人化”的勇敢的作家。

    《西游记》的批判矛头直指道家的最高教主，描写了玉帝、老君等神的昏庸、残忍（诚如《中国文学史》所言，这是作者所处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真实写照）；该作的基调虽是“贬道扬佛”，但对佛教仍不乏讽喻笔墨，如借孙行者之口称如来是妖怪的“外甥”；又写阿傩、伽叶因索不到“人事”，便给唐僧假经，如来得知，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袒护索贿弟子，还讲了向时自己“贱卖经文”的故事。

    替人念经一遍，米粒黄金即得数斗，如来还嫌“忒贱卖了”。

     吴承恩的讽刺锋芒何其尖锐！ 同时，吴氏又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歌颂孙悟空大闹天宫、降妖珍魔的斗争精神。

    以至数百年后，毛泽东同志也欣然写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的诗句，赞颂孙大圣；且希望借此反击又重来的“妖雾”。

     遗憾的是吴氏没能像希腊神话那样大规模地、深入地将诸神“人化”。

     玉帝、老君除了前七回参与迫害孙大圣外，再没什么戏。

    如来的戏也极其有限。

    观音等神除了言语上有些生活化情趣，亦仅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浅层描写上。

     同于明代产生、备受现代评论家赞誉的《水浒传》当年却命运多舛：明清两朝，以“海盗”之罪名多次遭禁。

    御用文人还写了《荡寇志》，企图抵消《水浒传》的巨大影响。

    相比之下，《西游记》便幸运得多：不仅未遭查禁，反而风行于世。

    即使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也安然无恙。

    虽然吴氏对释道两教的批判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对一部神话小说，封建王朝还是比较放心的。

    民间呢？遍布中华大地的名山道场，并不因有讽刺两教内容的《西游记》的问世、传播而香火稀少。

    善男信女照旧络绎不绝地进入道庙梵宇，向三清四御或诸佛菩萨顶礼膜拜。

    你“呵祖”，我拜神。

    相安无事。

    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包容性。

    正是这种兼收并蓄，造成了中国长篇神话小说的繁荣。

    从文学史上也可看到，自《西游记》后，《封神演义》、《南游记》等相继问世，神佛越来越多进入小说，成为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宝库。

     《西游记》中的取经僧唐三藏是有其生活原型的，他就是初唐时历十五年、行五万里、出生入死孤征天竺的“文化使者”玄奘。

    但我们在吴氏《西游记》中看到的唐三藏，成了孙行者的陪衬、一个自相矛盾的“愚氓”。

    作者与他取名“金蝉”是有寓意的，是想让他像“金蝉脱壳”那样一步步走向“圆满”。

    但实际描写上，唐僧给人的印象从出场到取经成功都是一副面孔，精神世界一成不变。

    作者完全避开了苦行僧遭遇的各种艰苦。

    有时好像是剥① ②参看丹纳《艺术哲学》。

     去了“圣僧”的神圣外衣，把三藏当凡人来写：见了吃人的妖怪，成了脓包懦夫；见了变化成弱者的妖怪，便认敌为友。

    但类似的情节反复出现，使读者觉得唐僧既愚蠢又虚假。

    有时又露出“高大全”的“圣僧”面目，在女色面前保持金蝉长老的“贞节”。

    试想一个怕妖魔怕得要死、软弱无能的人，怎么能在女妖面前坚贞不屈呢？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新西游记》本着推陈出新的宗旨，加强了对取经群体的刻画描写。

    首先唐僧名正言顺地作为取经故事主角进入故事。

    同原著相比，他的精神世界得到较大丰富。

    他身上保留了一点“圣僧”的成份：他的孤身出关、独闯八百里沙漠，都具有传奇色彩。

    他西行路上的寂寞、“内苦”则更多地表现他作为凡人的面目。

    他有七情六欲，但在孙行者的帮助下，还是一次次地斩断情缘，投西而去。

    在弥河国，三藏为了救衬红成婚“破戒”，实际是一次“凤凰涅■”。

    他心头像孤女所献的那盏佛灯一样，一直有团风吹不熄、雨打不灭的光明，那便是与生俱来的对灵山的向往。

     《西游记》中简单如同符号的沙僧得到全新的塑造。

    孙悟空、猪八戒在原来比较鲜活的基础上，加深了作为“人”的性格深化。

    如行者最后没有像原著那样加升“大职正果”，做“斗战胜佛”，而是回了花果山。

    或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消极的“出世”处理。

    但我以为这是他最合理的结局。

    他虽降生宫廷，究其本源还是林野之人。

    取经路上，他愈来愈看透了天上人间的“官官相护”、无处不在的倾轧争夺。

    他不遗余力地斗魔珍妖，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不可一言以蔽之。

    但他心底最想的并不是得道证果，而是重返故园。

    既然如此，还是顺其自然，让他回“泉清林秀”的花果山，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吧！ 作为“配角”的诸神魔怪在《西游记》中数量很多。

    其中有些写得比较生动，但多数概念、平面。

    《新西游记》写作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便尽量赋与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性。

    在编撰曲折故事的同时，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情”、“人性”，使其更真实可信。

    如对观音、帝释、玉面狐女等，都用了不少笔墨。

    其中投注笔力最多的，大概要数如来佛了。

     吴氏《西游记》中，如来出场不多，主要有赴天宫镇降孙大圣、灵山“造经传极乐”、狮驼国收伏大鹏怪，以及故事结局时纵容弟子索贿的“惊人之笔”。

    对后者，诸多评论家认为是“对宗教虚伪性的揭露”。

    我倒觉得这恐怕还是吴承恩鞭靴封建统治者的“春秋”笔墨。

    这也符合吴氏贯穿全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问题不在它的寓意底蕴，而是情节的设置是否应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西游记》第八回，如来说了一番南赡部洲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亟需教化后，主动提出要遣使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来灵山求取真经，好回去劝化众生。

    是多么的宽厚仁慈！但等到唐僧师徒历尽干辛万苦来到雷音寺，他却又说甚“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

    将一幕神圣的正剧变成了滑稽戏。

    看到此处，嘲讽效果有了，批判高度也达到了。

    但从人物性情发展脉络来看，总觉得牵强，不够自然。

     也许，作者追求的便是这种戏剧性效果；吴氏眼中的社会现实，不乏口是心非的当权者，根本不需要什么”‘铺垫”，秉笔直书可也。

    即便是这样，我对让无辜的佛祖代人受过，在感情上仍无法接受。

     稍有佛教常识的入都知道，释迎牟尼本名乔答摩·悉达多，是古天竺迦毗罗卫国的太子。

    他身为嗣君，锦衣玉食，堕歌盈耳，完全可以纵情享乐。

     但他生性慈悲，为了寻求解脱人生诸苦的正道，毅然离开王宫，去荒野修行。

     苦修六年后，他终于在菩提树下得道，创立了博大精深、久传不衰的佛教。

     古往今来，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为了崇高的精神追求，放弃荣华富贵，年复一年地吃苦、求索。

    我无法不钦佩他那崇高的人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便是出于对释迦牟尼、对佛教的敬重，我在《新西游记》开篇即写了悉达多太子离家修行得道的过程。

    以后他在书中几次出场，也都是一位笑容可掬、善解人意的长者形象。

    第五十一回，盘丝洞七姐妹赴灵山，请如来批准她们与唐僧结百年之好，他并未粗暴地加以呵斥，而是说要看双方是否有缘；七姐妹在宝刹歌舞，弄得众弟子也手舞足蹈，不能自持，他也只是笑道：“善哉！”该情节源于佛经上紧那罗歌女的故事①。

    生动他说明了庄严端肃的佛祖，也自有其可亲可爱的一面。

    三藏破戒后，行者代师父去灵山求情，如来慨然应允三藏“戴罪修行”。

    这不仅仅是由于前世有焰光菩萨为救陶女舍身破戒②的先例。

    即使没有那故事，如来也会那么做。

    因为佛教的宗旨是仁爱，是慈航普渡。

    如来此举正体现出佛家博大宽广的慈爱胸怀。

     当我打完《新西游记》最后一个字符，“策杖孤征”的唐三藏也终诣鹫岭、功果圆满时，我油然想起一首古老的偈颂：“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灵山”，这不是轻易能达到的。

     你也许会走得很苦，也许会跌筋斗..但只要你不泯灭一颗向善之心，持之以恒，孜孜追求，你也会像书中的唐三藏那样：历尽艰险，到达雷刹，取来真经！ 海诚 1996.3.29 ① ②分别见于北京科技出版社《佛经精华故事大观》丛书之《天神故事》与《菩萨罗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