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如果确切的数目不是零的话，我怎么能相信我们已经造成了太严重的污染，而不是较轻的或适当的污染呢？我怎么能在不知道污染及污染所造成的损害的具体程度的情况下就作出这样的断言呢？让我们从谈论一个大肥猪的案例来寻找答案吧。

     我曾经指导过一位与著名的兽医学教授奥尔德里奇同名的研究生。

    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来自本地农民的（明显是寄错对象的）信件，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奥尔德里奇博士： 我们在10月份从朗蒙特市（Longmont）的阿斯塔西亚·孔普夫（AstasiaKumpf）那里购买了一头大肥猪。

    兽医说我们必须要取得一份属于这头猪的包含伪狂犬病检查的健康报告。

    据我们从阿斯塔西亚那里了解到的情况，她把她的猪群送到大学里检查过。

    她也给了我们您的大名。

    那么，您能够把有关检验这头大肥猪血液的最好方法教给我们吗？我们确实希望您能在这个问题上帮助我们。

    谢谢！ 约翰·温尼坎普 她的回复如下： 亲爱的温尼坎普先生： 虽然我并不是大肥猪血液检验方面的专家，但我深信，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在正确运用的前提下，能够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这一任务。

     你的大肥猪的血液应该一直被测试下去，直到测试的边际成本正好等于测试的边际效益。

     也许这个图可以说明我的观点： 奥尔德里奇博士 试图解释这个有趣的笑话或许会弄糟它，冒着这样的风险，我发现奥尔德里奇博士的建议既是完全正确的，又是毫无用处的。

    在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抽取一加仑猪血的时候，图表显示，检验带来的边际效益（以美元衡量）超过了边际成本，所以这些猪血应该被检验。

    （事实上，要检验猪血的话，我们本来应该选择比加仑小一些的单位，那样更合适。

    ）同样的情况一直发生，直到我们检验的猪血数量增加到Q*加仑，此时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完全相当。

    对于后续的检验来说，检验的边际成本超过了边际效益，所以你测试到Q*加仑就应该停下来。

     这个分析的确简洁、漂亮。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确认Q*到底是4还是8还是17。

    我们怎么可以像奥尔德里奇博士那样，在对大肥猪完全没有任何专业研究的情况下就随意在一张纸上画上几条曲线来解决问题呢？（当然，这就是这件事能变成冷笑话的原因。

    ） 多么了不起的发现啊！我们无须了解一点点专业知识，也无须表现得比奥尔德里奇博士更用心，就能够使用这同一张示意图来发现一些关于世界的本质的问题。

     假设，当农夫温尼坎普给他的猪抽血时，猪大声嚎叫并且惹恼了邻居。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示意图里增加一条曲线。

    之前的个人边际成本曲线包含了温尼坎普先生所关注的花费（时间、精力和用来进行血液检验的材料），除这条曲线之外，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社会边际成本曲线，其中包含了所有强加于邻居的额外费用。

     纯粹的逻辑（3） 如果完全不考虑邻居的烦恼的话，温尼坎普先生仍然有必要去检验恰好Q*加仑的猪血。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虑到邻居的因素，而且你想把他耗费的所有费用（包括邻居的烦恼所量化的成本）都最大限度地加到一起，你会想让他只测试Q**加仑的猪血。

     所以现在你了解到：自私的温尼坎普先生想要检验恰好Q*加仑的猪血，而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观察员则只想让他测试Q**加仑的猪血。

    而且和以前一样，我们根本不知道Q*和Q**的具体值。

    看上去这和之前的示意图一样毫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