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对他们有好处，就迫不及待，要别人也有这些东西。

    可是他们的好心好意，却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惨。

    《庄子》的《至乐》篇有个故事说：“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

    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

    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

    ……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

    彼必相与异，其好恶故异也。

    故先圣不一其能，不同其事。

    ”鲁侯以他认为是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的确是好心好意。

    可是结果与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

    政府和社会把法典强加于个人以同其事，也发生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庄子激烈反对通过正规的政府机器治天下，主张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原因就在此。

    他说：“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

    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

    宥之也者，恐天下之迁其德也。

    天下不淫其性，不迁其德，有治天下者哉？”（《庄子·在宥》）在宥，就是听其自然，不加干涉。

     如果不是“在宥”天下，而是以法律、制度“治天下”，那就像是络马首、穿牛鼻。

    也像是把凫腿增长，把鹤腿截短。

    把自然自发的东西变成人为的东西，庄子称之为“以人灭天”（《庄子·秋水》）。

    它的结果只能是痛苦和不幸。

     庄子和老子都主张不治之治，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同。

    老子强调他的总原理“反者道之动”。

    他的论证是，越是统治，越是得不到想得到的结果。

    庄子强调天与人的区别。

    他的论证是，越是以人灭天，越是痛苦和不幸。

     以上所说，仅只是庄子的求得相对幸福的方法。

    只需要顺乎人自身内在的自然本性，就得到这样的相对幸福。

    这是每个人能够做到的。

    庄子的政治、社会哲学，目的正在于为每个人求得这样的相对幸福。

    任何政治、社会哲学所希望做到的，充其量都不过如此吧。

     情和理 相对幸福是相对的，因为它必须依靠某种东西。

    这当然是真的：人在能够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的时候，就很幸福。

    但是这种发挥在许多情况下受到阻碍，例如死亡、疾病、年老。

    所以佛家以老、病、死为“四苦”中的“三苦”，是不无道理的。

    照佛家说，还有“一苦”，就是“生”的本身。

    因此，依靠充分而自由地发挥自然能力的幸福，是一种有限制的幸福，所以是相对幸福。

     人可能有许多大祸临头，最大的大祸是死亡，《庄子》中有很多关于死亡的讨论。

    畏惧死亡，忧虑死亡的到来，都是人类不幸的主要来源。

    不过这种畏惧和忧虑，可以由于对事物自然本性有真正理解而减少。

    《庄子》里有个故事，讲到老子之死。

    老子死了，他的朋友秦失来吊唁，却批评别人痛哭，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古者谓之遁天之刑。

    适来，夫子时也。

    适去，夫子顺也。

    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

    古者谓是帝之悬解。

    ”（《养生主》） 别人感到哀伤的范围，就是他们受苦的范围。

    他们受苦，是“遁天之刑”。

    感情造成的精神痛苦，有时候正与肉刑一样的剧烈。

    但是，人利用理解的作用，可以削弱感情。

    例如，天下雨了，不能出门，大人能理解，不会生气，小孩却往往生气。

    原因在于，大人理解得多些，就比生气的小孩所感到的失望、恼怒要少得多。

    正如斯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