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以诚敬存之”，就是“必有事焉”。

    可是达到这个合一，又必须毫无人为的努力。

    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定“未尝致纤毫之力”。

     程颢与孟子的不同，在于程颢比孟子更多地给予仁以形上学的解释。

    《易传》中有句话：“天地之大德曰生。

    ”（《系辞传下》）这里的“生”字可以当“产生”讲，也可以当“生命”讲。

    在第十五章，把“生”字译作“产生”，是因为这个意思最合《易传》的原意。

    但是在程颢和其他新儒家看来，“生”的真正意义是“生命”。

    他们认为万物都有对“生命”的倾向，就是这种倾向构成了天地的“仁”。

     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

    程颢说：“医书言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 所以在程颢看来，从形上学上说，万物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都不过是我们与他物之间这种联系的表现。

    可是往往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不忍人之心”被自私蒙蔽了，或者用新儒家的话说，被“私欲”，或简言之“欲”，蒙蔽了。

    于是丧失了本来的合一。

    这时候必须做的，也只是记起自己与万物本来是合一的，并“以诚敬存之”而行动。

    用这种方法，本来的合一就会在适当的进程中恢复。

    这就是程颢哲学的一般观念，后来陆九渊和王守仁详细地发挥了。

     程朱的“理”的观念的起源 第八章已经讲过，在先秦时代，公孙龙早已清楚地区分了共相和事物。

    他坚持说，即使世界上没有本身是白的物，白（共相）也是白（共相）。

    看来公孙龙已经有一些柏拉图式的观念，即区分了两个世界：永恒的，和有时间性的；可思的，与可感的。

    可是后来的哲学家，没有发展这个观念，名家的哲学也没有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

    相反，这个思想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了，过了一千多年，中国哲学家的注意力才再度转到永恒观念的问题上。

    这样做的主要有两个思想家，就是程颐、朱熹。

     不过程朱哲学并不是名家的继续。

    他们并没有注意公孙龙，也没有注意第十九章讲的新道家所讨论的名理。

    他们直接从《易传》发展出他们的“理”的观念。

    我在第十五章已经指出，道家的“道”与《易传》的道存在着区别。

    道家的“道”是统一的最初的“一”，由它生出宇宙的万物。

    相反，《易传》的道则是“多”，它们是支配宇宙万物每个单独范畴的原则。

    正是从这个概念，程朱推导出“理”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