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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直接刺激了程、朱的，还是张载和邵雍。

    前一章我们看到，张载用气的聚散，解释具体的特殊事物的生灭。

    气聚，则万物形成并出现。

    但是这个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事物有不同的种类。

    假定一朵花和一匹叶都是气之聚，那么，为什么花是花，叶是叶？我们还是感到茫然。

    正是在这里，引起了程朱的“理”的观念。

    程朱认为，我们所见的宇宙，不仅是气的产物，也是理的产物。

    事物有不同的种类，是因为气聚时遵循不同的理。

    花是花，因为气聚时遵循花之理；叶是叶，因为气聚时遵循叶之理。

     邵雍的图，也有助于提出理的观念。

    邵雍以为，他的图所表示的就是个体事物生成变化的规律。

    这种规律不仅在画图之先，而且在个体事物存在之先。

    邵雍以为，伏羲画卦之前，《易》早已存在。

    “二程”中有一位说：“尧夫（邵雍的号。

    ——引者注）诗：‘……须信画前原有易，自从删后更无诗。

    ’这个意思古原未有人道来。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这种理论与新实在论者的理论相同，后者以为，在有数学之前已有一个“数学”。

     程颐的“理”的观念 张载与邵雍的哲学联合起来，就显示出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事物的“形式”与“质料”的区别。

    这个区别，程朱分得很清楚。

    程朱，正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为世界上的万物，如果要存在，就一定要在某种材料中体现某种原理。

    有某物，必有此物之理。

    但是有某理，则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相应的物。

    原理，即他们所说的“理”；材料，即他们所说的“气”。

    朱熹所讲的气，比张载所讲的气，抽象得多。

     程颐也区别“形而上”与“形而下”。

    这两个名词，源出《易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系辞传上》）在程朱的系统中，这个区别相当于西方哲学中“抽象”与“具体”的区别。

    “理”是“形而上”的“道”，也可以说是“抽象”的；“器”，程朱指个体事物，是“形而下”的，也可以说是“具体”的。

     照程颐的说法，理是永恒的，不可能加减。

    他说：“这上头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

    是它元无少欠，百理具备。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又说：“百理具在平铺放着。

    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些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些子道多。

    元来依旧。

    ”程颐还将“形而上”的世界描写为“冲漠无朕，万象森然”。

    它“冲漠无朕”，因为其中没有具体事物；它又“万象森然”，因为其中充满全部的理。

    全部的理都永恒地在那里，无论实际世界有没有它们的实例，也无论人是否知道它们，它们还是在那里。